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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期大师们语文教育智慧的结晶
2018-08-03 18:47:38 来源: 作者: 【 】 浏览:141

 

——读《国文国语教育论典》

司淑丹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施行的学制,它的颁布标志着语文学科的诞生。时隔110年,为纪念“国文独立设科一百一十周年”,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主编的《国文国语教育论典》(下称《论典》)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收录了自新学制实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段时期的关于语文教育的文章。笔者阅读《论典》,发现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熔铸百家:汇聚众多前驱的智慧

新学制实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1904—1949),可谓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众多具备高识远见的前驱宗师把目光放在教育上,但是只有语文教育,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探索,如王森然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中所说:“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内容工具,似乎都还有可以借镜于他国先例的地方。独有国文,非由我们自己来探索不可”。由此可以看出,在国文国语教育时期,大师们为探索语文教育一定费尽心血。

《论典》中汇聚了张百熙、王国维、蒋维乔、黄炎培、梁启超、刘半农、蔡元培、陶行知、胡适、叶绍钧、穆济波、朱自清、王森然、陈寅恪、陈望道等近90位大师级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都怀有博大的教育情怀,他们深知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语文作为我们的母语教育,语文教育是救亡图存的关键。语文作为新兴的学科,在无法“借镜于他国先例”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快地走上轨道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贯中西,为了让语文教育更快地走上轨道,他们一方面借鉴传统教育,比如蒋维乔在《论小学校以上教授国文》中倡导的“为文宜行气”,就可以追溯到韩愈提出的“气盛则声之高下,言之短长皆宜”;另一方面则是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例如范祥善的《缀法教授之根本研究》就是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缀词句成文的写作方法。正是他们的不断摸索,在国文国语教育时期,我们的语文教育才逐渐找到了方向。

二、阐发详明:探讨语文教育的诸多方面

大师们不仅是“教育救国”的倡导者,还是语文教育的探索者与实践者。《论典》收录的文章涉及了语文教育的诸多方面,比如张百熙、蔡元培、胡适、杨贤江等人对语文教育的宗旨提出了一些看法;黄炎培、天民(朱元善笔名)、邰爽秋、吕思勉等人在语文教学方法方面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仲九、周予同、林轶西、宋瀚文、李广田等人对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有一定的见解;程其保、杜佐周、郭绳武等人针对课程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等等。当然大师们的文章并不仅仅就一个问题展开论述,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往往涉及语文教育的很多方面。因此,这本书不仅涵盖的内容广泛,而且通过大师们对同一问题的论述,可以让读者对这一问题形成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下面着重以《论典》中大师们对语文教育宗旨的看法为例,来呈现这本书所涵盖的内容之广、之细的特点。

“宗旨”一词,在当前的语文教育中已经很少出现了。在《论典》的导论部分,主编李杏保虽然没有对语文教育的宗旨做出明确的说明,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其表述方式类似于现在的“目标”和“课程标准”,只不过“目标”和“课程标准”的表述方式不足以表达李杏保老师对语文教育的殷切希望。李杏保老师非常推崇张百熙在《学务纲要》对国文宗旨的看法,而且在国文国语时期大师们也多从宗旨的角度论述,因而笔者选用“宗旨”一词。对于一门教育而言,只有了解它的宗旨,才能规划它的发展方向。《论典》中大师们对语文教育的宗旨主要持以下观点。

不少大师认为语文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实用。张百熙在《学务纲要》(1904)中指出“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乃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实用”、“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作为清末教育管理大臣,其对语文教育宗旨的认识是相当有远见的,其他人对语文教育宗旨的认识深受他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中倡导要学习“实用的学问”,要“言文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中国教育的出路在于注重实用。蔡元培在《国文之将来》(1919)中指出“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写给今人看的,便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吗?”蔡元培对白话文极力提倡,其目的恐怕也是让语文教育发挥更大的实用性。在此不得不提的是正是以蔡元培为首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在推广白话文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也有大师认为语文教育的宗旨不仅要为了实用,而且要能够陶冶学生心性。徐特立在《小学各科教授法》(1914)中指出的“国文要旨,在使儿童知普通言语及日常须知之文字,而养其表达思想之能力,兼启发其知德者也”与孙本文在《中学校之读文教授》(1919)中提出的“按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形式以涵养能力,实质以陶冶心性”,均说明了语文教育不仅要帮助学生养成积累知识并用其发表思想的能力,而且承担启发学生智德的任务。陈启天在《中学的国文问题》(1920)中,针对国文要旨的问题,提出了主目的与副目的,在主目的中强调,“要能说普通话”、“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在副目的中提出“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从他的主目的和副目的来看,陈启天虽更强调语文教育的实用性,但是也注意到了语文教育承担着陶冶学生心性的任务。朱自清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1925)中更是直接说明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和“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方面。

当然,也有大师们从其他的角度来阐释对语文教育宗旨的认识,大师们的这些见解相比一些官方文件来说,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当时语文教育宗旨的真实发展情况。比如胡适结合当时语文教学的具体情况,认为民国元年《中学校令施行细则》提出的“国文要旨”是“欺人的门面语”。胡适等人能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官方文件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这有利于我们对当时的官方文件形成客观全面的认识。

以上所举的大师们关于语文教育宗旨的论述的例子只是《论典》涉及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其论述内容之全面、详细已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论典》中对语文教育其他方面的论述也是如此,在此,笔者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别出心裁,设置导读式小引

《论典》的一大特点是每篇文章之前都有一篇导读式小引。《论典》的导读式小引主要包括作者生平简介及文章导引两大部分。对作者的生平简介,为保证介绍的准确性,主编们总是在搜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反复甄别,以确保材料的真实准确;对于文章导引,则是在反复阅读文章的基础上概括而得。

在导读式小引中,主编们着重介绍了论文作者在国文国语时期的教育活动及其主要贡献,阅读这一部分,读者不仅能对作者有更深的认识,而且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章。比如在对《对中学新生谈国文教学》的作者叶苍岑进行介绍时,就着重指出了他在桂林师范担任教师时,曾出版过《初中精读文选》一书,并且积极参加当时关于国文程度低落现象的讨论,撰写《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分析》一文等等。从这些介绍中,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叶苍岑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学新生谈国文教学》的写作背景。文章导引则是对文章主要内容的概要,阅读文章导引,读者可以便捷地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比如祝世德的《初中国文教学经验谈》一文,在导引中写到“以调查为依据,强烈要求改革教科书,主张分别编写正、副读本,切实保证精读、略读务略”,从这句简短的导引中读者就可以了解此是一篇关于初中国文教材和精读、略读教法的文章。可见,导读式小引在《论典》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跨越时空,指引当前的语文教育

《论典》收录的文章虽然写于新中国成立前,但是对当前的语文教育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例如对小学及幼儿园的语文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放在趣味教育上,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趣味教育程度的问题。梁启超在1917年就认识到“教育儿童,徒以趣味教育,其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张儿童之可能性也”。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对当过于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会妨害儿童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提醒。又如作文批改这一问题,刘半农提出“每作一文,必批改二次,讨论一次”;陈启天认为应该注意“不多改”、“不乱改”;黎锦熙则提倡制定“学生写作错误登记册”;蒋伯潜和姚铭恩更是分别在《习作与批改》和《小学作文教授法(节录)》中对作文批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们对作文批改的意见对当前的作文批改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再如对汉字的教学问题,赵欲任从“写字的艺术化”角度,提出要注意“用笔、缀字、运用肌肉”三个方面;吴研因为让文字教学变得“自然”,提出了“文字的自然教学法”;邰爽秋针对教科书的“选字问题”和学生“改正错字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周谷城的《文字与教育》(1933)更是专门针对文字的教育问题而写,这些宝贵的意见在当前的识字与写字教学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论典》对当前语文教育的指导意义并不仅限于此,陶行知、沈仲九、祝世德等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梁启超、王森然分别指出了语文教师应当承担的责任;天民很早地表达了预习的重要性等等;也都有其现实意义。

当然,《论典》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比如它的排版方式并没有采取一般书籍按照专题进行排版的方式,而是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排版。采用这种排版方式,有利于读者从横向把握同时期大师们对国文国语教育的看法,从而更好地把握国文国语教育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状况。再如有的文章后面会附有作者的其他文章或者附有同时期不同作者对同一或相似问题的看法,以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的教育思想或对同一或相似问题形成更深的见解。

正如李杏保老师在导论中所言,“方今之际,却更需要从我们民族文化曾有过的辉煌中,汲取教育前辈们的卓越人生境界、睿智的学术胆识与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经过《论典》主编们爬梳剔抉,精选的近90位大师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大师们语文教育真知灼见的结晶。《论典》的出版,不仅丰富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史料,而且为当前的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一盏明灯。

原载《写作》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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