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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名人传》导读
2009-10-04 00:00:00 来源: 作者: 【 】 浏览:646

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

――《名人传》导读

 

 

一、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18661944)是20世纪法国作家,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的反战主义者。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对音乐十分喜爱,这对以后的罗兰热爱音乐、崇敬贝多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80年,罗兰一家从法国中部城市克拉姆西移居巴黎。1886年,他考取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著作。罗兰怀抱着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热情,而周围的现实却让他苦闷困惑,他于是给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寻求生活的答案。托尔斯泰很热情地写了一封二三十页长的回信,详细解答各种问题,并高度凝练地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托尔斯泰“慈祥”的言行对罗兰的一生构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高师毕业后,罗兰一边从事艺术史的教学工作,一边开始文学创作。他首先写作的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剧,如《群狼》、《丹东》、《七月十四日》等。罗兰始终不忘关怀现实人生,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来复活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由于艺术上的粗糙,这些剧本没有获得意想的成功。

20世纪初,罗曼·罗兰把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英雄”人物的身上,他要为他心中理想的精神巨子立传,让人们“呼吸到英雄的气息”,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创造光辉夺目的太阳。他制订了详细的创作计划,并先后写成《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托尔斯泰传》(1911)等“名人传记”。罗兰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和积极鼓吹社会改革的斗士,他选择的这些传主都曾对他个人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他通过这些人物来倡导坚强不屈的人生态度和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希望最后能够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所以人们说,罗兰是最早用传记形式来直接参与社会斗争的新型的传记作家。

真正奠定罗兰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4-1912)。从1890年开始酝酿,到1912年最后完稿,罗兰共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这部被誉为“长河小说”的作品以音乐家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为情节主线,对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生活作了极其广泛的描写。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出身德国的音乐家,他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音乐才能,但他的作品却不能被庸俗的德国艺术界所理解。充满反抗精神的克利斯朵夫在一次搭救他人的斗殴中造成命案,被迫逃亡法国。法国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自由、幸福之邦,它与德国一样乌烟瘴气,在这个腐败、虚伪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到处碰壁。他与奥里维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但这种友谊不能安慰克里利斯朵夫内心深深的孤独。在“五一”示威游行中,奥里维牺牲,克利斯朵夫在自卫时打死一名警察,只好逃往瑞士。晚年,他沉浸于音乐世界,进入了“清明高远的境界”。

在普遍黑暗庸俗的社会环境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直处于精神的躁动不安之中,他不断地反抗、追求、奋斗,正是体现了罗曼·罗兰心中理想的“英雄”形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克利斯朵夫不过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个人反抗的英雄,跟堕落腐朽的时代风气相比,他的一生仿佛是一道眩目的闪电,然而最终要以他的失败而结束。他在音乐中的自我沉醉实际上是纯粹精神上的避世行为。

《约翰·克利斯朵夫》气势磅礴,整个作品如同一首雄壮瑰丽的交响曲。外在结构上,罗兰按照音乐的序曲、发展、高潮、结尾等形式来谋篇布局;刻画人物时,作家又紧扣音乐家的人物身份,着力展示主人公内心音乐一般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语言奔腾流畅,细微处精雕细刻,开阔处舒展自如。小说读来有酣畅淋漓、心醉神迷之感。

1915年,罗兰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兰把奖金全部赠给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兰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战争的文章,为此他遭到诬蔑,不得不侨居瑞士多年。两次大战之间,罗兰用差不多10年的时间写作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又译《母与子》,1922-1933),同时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继续表达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19441230,被誉为“欧洲的良心”的罗曼·罗兰逝世。

 

二、作品提要

《名人传》是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等三个伟大天才传记的总称。下面我们分别对三部传记的内容作简要概括。

《贝多芬传》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216日出生于德国的波恩。他的父亲是个男高音歌手,很早就对贝多芬进行近乎严酷的音乐训练,因此,贝多芬的童年很少温馨,人生一开始就好像是一场悲惨、残暴的斗争。17岁时,他的母亲病逝,父亲又酗酒,贝多芬实际上成了一家之主,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贝多芬深受大革命精神的鼓舞。1792年,贝多芬离开家乡去维也纳,开始音乐创作。1796年,他的耳朵失听,这种疾苦一直伴随贝多芬一生。在肉体痛苦之外,贝多芬还不断经受着情感的折磨,他绝望苦闷,甚至想结束生命。靠着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追求,靠着他对欢乐之声的热切渴望,贝多芬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战胜了这些痛苦,并将个人身心的惨痛升华为一支又一支的乐曲,如《英雄交响曲》(1804)等。

18065月,贝多芬与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婚。甜蜜的爱情对这位音乐家的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这一年写的《第四交响曲》就是满是笑意的作品,带有梦幻与温柔的情调,他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等都是这时的产物。虽然与特雷泽的婚约最后仍是幻灭,但贝多芬一直保持着对她的美好情感。同时,贝多芬又带着无法排遣的忧伤,他自叹地写道:“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贝多芬终身未娶。

1810年,爱情生活受挫的贝多芬在音乐事业上进入他的盛年,他内在的创造力和自信力同时爆发出来,当时的人都为他的威严所震慑。他先后写作了《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等。人们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是一个使人沉醉的作品,是力与天才的产物。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上,人们把他看作是整个欧洲的光荣,亲王们向他致敬,他在许多君主面前指挥演奏,他甚至把自己比作音乐世界中的拿破仑。

辉煌之后往往是暗淡。1814年以后,维也纳人的注意力从艺术转向政治,音乐口味也转向意大利的风格,贝多芬的朋友和赞助人又或者弃他而去,或者离开人世,贝多芬进入异常孤独寂寞的时期。在1816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他的耳朵完全聋了,疾病导致他的指挥彻底失败,他为自己的失败而痛苦万分。

为了抚慰苦痛的心灵,贝多芬从静谧的自然汲取养料,并把全身心的爱倾注到他的侄子身上。他不断地给侄子写信,教育他,宽恕他,但侄子是个十足的浪子,贝多芬最终没有得到他期待的亲人的爱戴。

但就是生活在悲伤痛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也没有放弃他早就萌生的念头:歌唱欢乐。他年复一年地延迟着,因为他的生活里不断涌动着悲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完成了多年的心愿。182457,《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在维也纳举行第一次演奏,其激动人心的场面是空前的:当贝多芬出场时,群众五次鼓掌,许多听众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贝多芬也在结束后感动得昏了过去。

1826年冬,贝多芬因为替侄子奔波劳累,在维也纳病倒。1827326,在风雪交加中,在一声响雷中,贝多芬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一生就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米开朗琪罗传》

147536,米开朗琪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傅雷译为“翡冷翠”)的卡普雷塞出生。他的父亲是地方法官,脾气暴躁,母亲在他六岁时去世。米开朗琪罗幼时寄养在一个石匠家中,石匠妻子的乳汁哺育了这位未来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从小迷恋绘画,在学校里总是画素描,为此他经常遭受家人的毒打,因为他的父亲认为从事艺术是可耻的。他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进入雕塑学校。当时的意大利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在崇尚希腊古典文化的风气下,他潜心学习模仿古希腊艺术,这对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意大利的宗教矛盾和党派斗争非常复杂,有人还预言佛罗伦萨要遭大难,为了逃避这一切真真假假的谣言和矛盾,1494年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先后去了威尼斯和罗马,沉浸在他的雕塑艺术中。他在这期间完成了雕塑作品《哀悼基督》,一举成名。

1501年,他回到佛罗伦萨,并开始他著名的雕塑作品《大卫》的创作。1504年,完工后的《大卫》却遭到当时群众的误解,大卫圣洁的裸体使封建意识顽固的人们感到局促不安,有人甚至向雕塑投掷石子。

15053月,米开朗琪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召赴罗马,从此开始了他生涯中的英雄时代。教皇要他造一个能够和古罗马相称的陵墓,这一宏伟的构想令米开朗琪罗激动不已。为了这庞大的工程,米开朗琪罗仅仅选料就花费了八个多月,运到罗马的石料堆得像座山,无论是群众还是教皇都为之欣喜若狂。但由于米开朗琪罗的仇敌的挑唆,教皇突然放弃建造陵墓的计划,而决定重建圣彼得教堂。米开朗琪罗为此债台高筑,又失去教皇的宠爱,最后他不顾教皇的命令,离开罗马。

150611月,尤利乌斯二世攻陷博洛尼亚,米开朗琪罗屈身前往,两人和好。教皇要他雕一座铜像,虽然他不懂铸铜的事,但米开朗琪罗还是接受了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耗去两年的时间才完成。

回到罗马后,尤利乌斯二世又命令他去作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当时拉斐尔已经完成了他在梵蒂冈的壁画,并获得极高的赞誉,这无疑对米开朗琪罗是一次严峻的挑战。无法逃避的米开朗琪罗同样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从1508年到1512年,米开朗琪罗成年累月地仰着头画西斯廷的天顶,他的身子因此受尽了折磨,其间他的父亲、弟弟还不断地向他索要钱财,浪掷他的血汗所得。

自由的米开朗琪罗,终身只是从一个羁绊转到另一个羁绊,从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的手中。尤利乌斯二世死后,新任教皇利奥十世要他为自己服务,下令让他建造梅迪契家庙。大主教梅迪契不久成为教皇克雷芒七世,也就是成了米开朗琪罗新的统治者。与以前的教皇相比,克雷芒七世是非常仁慈的,他关心爱护米开朗琪罗,了解他意志薄弱的缺点,时时鼓励他振奋精神,但要医治米开朗琪罗内心的烦躁、狂乱、悲观、哀愁,却不是他的权力所能为的事。克雷芒七世委托他主持梅迪契家庙和坟墓的建筑,劝他加入教派,按月送他薪金。米开朗琪罗突然改变主意,拒绝教皇的薪俸,想丢下手里的工作。在反反复复之中,从1520年到1527年,米开朗琪罗没有完成一件作品。

1527年佛罗伦萨爆发革命,米开朗琪罗做了守城工程的总领导。而当城市被教皇的军队围困时,米开朗琪罗又匆忙出逃。克雷芒七世饶恕了他,但他必须继续为教皇服务。15301531年间,他先后完成《夜》、《晨》等作品。

1534年,米开朗琪罗重返罗马,他以后的全部岁月就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先后与几个女子热恋。1536年到1541年他完成《最后之审判》。1547年,他又被任命为圣彼得大寺的建筑师兼总监。他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因此拒绝任何薪俸。但他的敌人百般刁难,以至米开朗琪罗最终未能完成。

他的晚年是在极其孤独的境况下度过的。1564218日下午,日落时分,米开朗琪罗在度过了他漫长而苦痛的一生后,在死亡中获得了永远的平静。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伟大的心魂,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为许多人所爱戴的真诚的朋友。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他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探索。

列夫·托尔斯泰1828828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1028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20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三、思想内容

杨绛说:“罗曼·罗兰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他所谓英雄,不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那种人凭借强力,在虚荣或个人野心的驱策下,能为人类酿造巨大的灾害。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能倾心为公众服务。”罗兰自己也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为了突出英雄的这一本质,罗兰改变了常规传记的写法,舍弃了对传主生平的一般知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人物高度统一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英雄们的敬仰激情。

《名人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纵观三传,罗兰的英雄有着共同的命运图式和方向:经历长期的磨难,激流一般的生命力,体现生之意志的艺术创造和用痛苦换取欢乐的追求。

苦难对传主的折磨和传主对苦难的抗争是《名人传》的主要内容,而苦难在各人身上又表现为种种不同的形式。贝多芬的苦难更多的是因为耳疾,比之于童年时缺少家庭温情,成年后爱情屡屡幻灭,耳疾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正如傅雷所说:“耳聋,对平常人来说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这一打击曾把贝多芬引向绝望,他说:“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的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1802年贝多芬准备自杀。然而就是在直面死亡的时刻,凭藉心灵而伟大的英雄诞生了(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都同样经历过这一时刻),这是以死来观照生、然后又重新投入生的伟大抉择,“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由此奏出了最强烈的生命乐章。他的《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和最杰出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都是从死亡醒转以后用不断激发的精神意志去征服不可能性的心灵的记录。

贝多芬的痛苦是一种命运痛苦,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的受难则来自内心。米开朗琪罗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天才,这股力量驱使雕塑家不断地行动、成功。但他又是一个忧郁、怯弱的人,拒绝成功,喜爱自虐。在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荣光下面,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悲苦。“英雄主义的天才和缺乏英雄主义的意志”的冲突成为理解米开朗琪罗生命现象的锁钥。作为雕塑家,他是雄居首位无可匹敌的绝对天才,作为一个人,他又是极其软弱、卑怯,甚至有某些道德缺陷的。在罗兰所选择的几位传主中,米开朗琪罗似乎是离他的英雄定义最远的一个。在传记中,罗兰也不加掩饰地向我们揭示出米开朗琪罗对权贵的屈服,对战争的恐惧,对朋友的生死袖手不顾的个性缺点:拒绝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月俸,没过几个月,又满怀羞耻地乞求教皇继续支他月俸;西班牙人攻陷罗马,佛罗伦萨气氛紧张,在惊惧、猜疑的心态中,他偷偷逃离;回到佛罗伦萨后,他卑怯地为曾杀掉他好友的凶手雕塑阿波罗像,他甚至否认那些被流放的人曾经是他的朋友。

面对这些人性的弱点,罗兰表示了他的理解与同情。他说;“实在,他永远的心惊胆战并无可笑之处。我们应该可怜他的病态的神经,它们老是使他成为恐怖的玩具;他虽然一直和恐怖战斗,但他从不能征服它。……况他比别人更有理由可以恐惧,因为他更聪明。……”这些弱点实际上就是米开朗琪罗心中的魔鬼,他一生都是在与这魔鬼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过程中进行的。米开朗琪罗代表着人类另一种充满悲壮激情的苦难,人类在摆脱他与身俱来的劣根性的企图时,往往经历着复杂反复的过程,挣扎、屈服、沉沦、自毁,又不甘于屈服,努力作新的一轮抗争,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表现出了多种自我相搏斗时展现出来的苦难。结局是失败还是成功,这并不重要,生命原是源源不断、澎湃激荡的洪流,英雄本色正是在巨浪向着岩石的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中呈示出来的。在不断的自我肯定、否定的过程中,米开朗琪罗将他自己雕刻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英雄。

托尔斯泰是罗曼·罗兰的启示者与引路人,在描绘托尔斯泰的生命河流时,罗兰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更注意了语调的激情节制。但这一河流的的涌动也统一于作者所发现的托尔斯泰的心灵活动规律:对自我无休无止的分析与否定,以及由此生成的精神苦痛和为摆脱苦痛而遭受的精神磨难。罗兰抓住造成托尔斯泰心理裂变的两个重要事件,第一即是文学史家所概括的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9年,对生命突然产生的荒诞感和强烈的死欲),第二是1882年参加人口调查,发现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后,他十分震惊。前者引发了托尔斯泰对个体生命的怀疑和悲观意识,后者则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激发了他广大的同情心,这是为了千万个生灵的苦痛。这两个事件导致托尔斯泰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化,他决心放弃可耻的贵族生活,向简单、朴实的农民生活回归,为受苦的人们呼吁。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不停地忏悔、苦修、奉献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托尔斯泰所要摆脱的是他痛恨的自我、他过的不道德的生活,这是一个为了逃脱自己的影子而在烈日下向前狂奔的伟大受苦者,他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孤独的死是最终的逃逸姿态。

在与苦难搏击的漫漫征途中,英雄们都显示了巨人般的力量、变苦为乐的生存勇气。贝多芬不愿向尘世的君主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看到歌德向皇族人员脱帽弯腰时,他毫不客气地教训了这位文学泰斗。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在内心极其苦楚的情况下孤独地挣扎。托尔斯泰的妻子、儿女、朋友称他是一个堂·吉诃德,但他决不退却,坚持去锯木、做汤、缝鞋子。他们痛苦,但他们说:“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狂热。”

他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在他们的手里不是那系于“生命之严肃的可有可无的闹铃”,而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尼采语)。贝多芬的音乐就是他的生命,米开朗琪罗雕像的成形、毁弃、残缺就是他心灵躁动的成功、毁败、残损,托尔斯泰的作品记录了他精神探索的全部变化。托尔斯泰不能容忍像屠格涅夫那样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的艺术家,他认为这是艺术外衣下的谎骗,他们播下的决非火种。他说:“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的惟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的使他们能够看到。”

正是艺术创造中主体生命的投入与燃烧,正是充满苦难的心灵在艺术作品中永不驻留的躁动,正是那种九死未悔的生命意志和将痛苦铸成欢乐的生存勇气,使英雄们浑身闪烁着焚毁一切腐朽、创造无限光热的激情。他们的生命是一部又一部的悲剧,但是,“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 (尼采语)也就是说,英雄在他们走向悲剧性的毁灭的顶点时,才真正完成了英雄形象的塑造。在英雄奋斗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毁灭,我们看到的是那不屈的精神、那承担痛苦的伟大勇气,正是在这种永不妥协的抗争中,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

茨威格说:“在作品及其效果之间总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时代气氛,它或者极其迅速地把作品变成一颗掉在火药桶上的火星,使多年郁积的感情一下爆发,或者以多方面的留难来阻止作品的进一步发展。”《名人传》的写作离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过去了刚好一百年,一百年里,《名人传》曾经影响过不少积极探索人生意义的人们。今天,当我们试图努力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时,阅读《名人传》就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我们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激发起青年读者的爱国热情和生活激情,激发起我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勇气。茨威格还说:“在精神世界,也像在物质世界一样,能量中没有一颗原子是白白消失掉的。”我们相信,在读者捧起这本书的时候,这种说法就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了。

 

四、艺术特色

《名人传》写作的崇高目的是,创造精神世界的太阳,呼吸英雄的气息,使人们在痛苦、失望的现实中获得心灵上的支撑。因此,在体现罗兰的这些创作追求时,《名人传》就洋溢着一股旺盛的激情。每一个阅读《名人传》的读者首先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无法抑制的热情,都会为罗兰那极富感召力的语言而怦然心动。《名人传》的激情与罗兰所选择的传主本身充沛的生命激情是分不开的,前面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时,我们已经体味到了这种激情。在传记作家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中,我们同样能够感觉到那抵挡不住的激情。试读下面一段罗兰为《贝多芬传》写作的序言: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罗兰以一种悲壮的语调向人们描绘出一幅压抑、暗淡的精神世界图景,接着连用两个祈使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读者的情感瞬间就被作者所吸引,从而进入罗兰所要展示的崭新的心灵世界。在三部传记中,像这样充满激情和感染力的段落是非常普遍的。

罗兰喜爱在客观叙述传主生平活动之前或结束之后进行抒情性的评论与赞美,这些评论、赞美或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或者是紧接客观叙述的自然生发,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传主,并增加了传记本身的情感强度。《贝多芬传》的结尾是: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

在叙述了贝多芬痛苦紧张的一生后,作者需要一种舒缓的文字来慢慢平息内心的激动,这一段文字就是罗兰心情激荡之后的余波。在这里,我们与作者一起体认到了贝多芬的不朽,他对人们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渐趋平淡的文字下面,我们又能够领略到罗兰那不泯的激情涌动。

《米开朗琪罗传》则将高度概括同时饱含激情的文字置于篇首,洋溢的热情随着开卷扑面而来。罗曼·罗兰以凝练的笔法描绘了米开朗琪罗时代的佛罗伦萨,那里一切讲究极端的典雅,充满热狂、骄傲、自由而又专制,人们聪慧而多疑、尖刻,那里的人生无异是地狱,达·芬奇也不容于这个城市。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天才的米开朗琪罗诞生了。“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为何物的人,请看一看米开朗琪罗吧!从没有人这样为天才所拘囚的了。这天才的气质似乎和他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征服者投入他的怀中而把他制服了。”接着罗兰概括出米开朗琪罗性格中英雄和懦夫的尖锐矛盾:他恨人也被人恨,他爱人却不被人爱,他孤独却受人尊敬,他懦弱胆怯却不断挣扎。透过罗兰这些感情充沛的评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紧张矛盾的受苦者。罗兰用欲扬先抑的笔法,反复渲染米开朗琪罗的性格缺点,最后才总结说:“这便是世界的战胜者之一。我们,享受他的天才的结晶品时,和享受我们祖先的功绩一般,再也想不起他所流的鲜血。我愿把这血渗在大家眼前,我愿举起英雄们的红旗在我们的头上飘扬。”这里,罗兰既向读者表明了他传记写作的重点,即揭示一个真实而伟大的天才痛苦的心灵史,又以强烈的感染力征服了读者,使得读者愿意和他站在一起,去同情、理解、体验米开朗琪罗悲苦的人生经历。结束时,罗兰又写了一节“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对他心中的英雄进行进一步的礼赞和颂扬。同样,《托尔斯泰传》也在开头、结尾直抒胸臆,表达他对传主的膜拜与景仰。

虽然《名人传》充满了各种激情因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传记的真实性。在《名人传》的写作过程中,罗兰以一个史学家的严谨求实态度,对材料做了许多收集、整理、取舍工作。他曾有过庞大的传记写作计划,包括马志尼、加里波弟、托马斯·波恩、奥舍、歌德、席勒、莎士比亚等等。但是,其中有些人的继承人拒绝作家翻阅家族世存的文献资料,有些人的真实生平又缺乏伟大品格,有些人则有着很大的缺点,有些则是资料极少。为了贯彻最初的创作思想,为了传记所要求的真实性,罗兰最后写完的就主要是现在的这三部传记。

为了保证传记的真实性,罗曼·罗兰在写作中采用了大量的引文。无论是《贝多芬传》、还是《米开朗琪罗传》或《托尔斯泰传》,读者都会经常地读到传主的书信、日记、诗文等第一手的资料。对于不熟悉传记文体的年轻读者来说,这样的写作风格可能会引起反感,因为它似乎妨碍了行文的流畅和统一。应该说,罗兰的写作特点是由传记这一特殊的文类所规定的。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在这方面,它与一般的文学作品是不同,传记界于文学与历史之间,要求传记作家要像处理历史事实一样来处理传主的生平活动。为了真实地反映人物内心的情感活动,罗兰直接引用传主的书信日记,让过去的人物通过他们自己最真实的书写活动来向人们表露心迹,这显然比合理的想象、杜撰更有可信度。

在处理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贝多芬的关系时,罗兰也严格按照历史事实作客观叙述。他们都是罗兰钟爱的艺术巨子,但托尔斯泰却用一本书的篇幅去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在冷静的分析中罗兰为读者揭示出这些论断的道德动机,既没有回避历史真实,又以一个传记家应该有的同情心作出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作者对米开朗琪罗矛盾复杂的个性的揭示同样体现了真实性的要求,前面我们已经做过分析,在此就不必赘述。

从结构上看,《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传主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另一重要的思想,即欧洲统一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罗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欧洲各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他们之间情同手足。面对平庸和各种使人堕落的诱惑,每一个民族都产生了顽强的战士,他们的抗争以及在抗争中放射出来的巨大能量足以令全世界都为之骄傲,他们的行为激励着后人,因此成了全世界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种放眼天下、漫步古今的世界公民的情怀,促使罗兰选择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传主,共同构成他的英雄系列。因此,在充分欣赏单个传记在结构上的紧凑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名人传》总体结构上的整一,它是一个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整体。

 

五、片断赏析

一般而言,传记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人,是关于真实的人的历史。为了再现传主的生动形象,为了传神地揭示传主的内心世界,描写传主的外貌就成为传记家们最经常性的活动。《名人传》始终把刻画人物肖像当作人物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我们所选的几段关于不同传主的肖像描写,大家可以发现,罗曼·罗兰既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即将肖像描写与性格刻画交融一体,同时又追求着手法的变化与丰富,还用肖像的组合来描绘传主的生命轨迹。

描写贝多芬的外貌时,罗兰基本上是透过人物外在的面部特征和表情来展示贝多芬的性格和内心。从宽广的额角,狂野的头发,有穿透力的目光,到又短又方的鼻子,结实的牙床,罗兰细致地雕刻着贝多芬特异的相貌。这些描写与其说是追求着一种外部的真实,不如说是在着力再现内在的真实,再现贝多芬非凡的个性自我。在作了静态而不失深刻的描写后,罗兰接着去表现贝多芬动态的面部神情,那不惯于欢笑的笑容,忧郁的神色,突然间的变化,并把他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相比,说明他的内心是极其的狂乱激动。通过这样的肖像描写,一个强悍有力、躁动不宁、令人震惊的艺术家形象跃然纸上。

《米开朗琪罗传》中,罗兰在继续刻画人物外形的同时,更为巧妙地借助米开朗琪罗自己的一尊雕塑作品来写人物自身,从而受到“一石二鸟”的艺术功效。他在序言里介绍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胜利者》,雕塑形象是一个青年胜利者,有着美丽的身体,他制服了凶悍的对手,但在拳头落下的一刹那忽然停住了,沉郁的嘴巴和目光转向别处。这是一个胜利了却厌恶胜利的惶惑的英雄,罗兰认为他就是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写照。这样的描写把对传主的描绘和对传主作品的描绘结合在一起,比之于传记家自己花费笔墨去刻画人物来,罗兰创造了一种经济笔法。

在为托尔斯泰写照时,罗兰的技法又有了新的进步。《托尔斯泰传》中的肖像描写有许多处。罗兰写了20岁时的托尔斯泰:“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28岁时的托尔斯泰:“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磷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57岁时的托尔斯泰(见选段),以及晚年的托尔斯泰:“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像。苍白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的痕迹。”这些段落被铺排在一起时,我们仿佛看到了托尔斯泰不同的人生旅程中的多幅剪影,看到了岁月在这位伟大作家脸上刻下的印记。罗兰通过呈现一幅一幅的肖像画,力图告诉读者,托尔斯泰一生经历了何等剧烈的变化,同时“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详实披露人物内心激烈紧张的冲突和斗争,是《名人传》又一经常使用的文学手段,为此,我们从三部传记中分别选取了几个精彩的片断。

贝多芬因为耳疾和爱情受挫而悲伤绝望,甚至想自杀了却一切痛苦。从他那急促的哀求祈祷和不断重复的简短字句中,我们感受到了他内心极度的悲伤,他那著名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又让人们深切地感触到他顽强的抗争。与极度痛苦的抗争赢得了非凡的回报,贝多芬把他全部的遭遇和苦痛铸造成美丽的欢乐颂。因此,关于《第九交响曲》的选段可以与展示贝多芬痛苦心灵的段落放在一起阅读。罗兰热爱音乐,对音乐有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又和他对贝多芬精神世界的理解交织在一起,因而他对《第九交响曲》的分析就非常精辟。“欢乐”仿佛自天而降的神明,先是温柔的抚摩,然后主题过渡到人声,“欢乐”抓住了生命,在不断征服的过程中,乐曲波澜奔涌地推向高潮,最后“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罗兰用诗性的语言对《欢乐颂》作了极其透彻的阐释后,又描写维也纳观众欣喜若狂的反映和贝多芬的晕厥。传记至此进入了多重意义的高潮,这是乐曲的高潮,是贝多芬生命的高潮,也是《贝多芬传》这部作品的高潮。

描写米开朗琪罗时,罗兰突出表现这位英雄天性中包含的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他是天才,有着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他又存在着许多性格弱点,他孤独、缺乏意志、怯弱等等。选段概括而多侧面地展示了米开朗琪罗的这些缺点,同时又写了他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否定,他想战胜自我,又缺少力量,他盼望死,却又有着强烈的生的欲望。罗兰饱含同情地写道:“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释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人们说,传记作家要对所选择的传主富有同情心,不管传主是正面英雄,还是反面人物,只有做到这一点,传记作家才能真正理解人物全部的内心世界,理解他全部行为的真正动机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兰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合适的传记作者。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紧张探索,他内心的战争一刻也没有休止,我们选的两段不过是他漫长生涯中两个重要的瞬间。第一个片断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个体生命的紧张思考。他还不到50岁,他事业成功、家庭美满,但他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生活,他甚至想死。托尔斯泰的紧张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实际上他缺乏的是内在的信仰。对这样思想深刻的作家来说,信仰比幸福的物质生活更重要,因为找不到信仰,所以他痛不欲生。最后他从劳动者简单的生活中发现了人生的意义。第二个片断则表现了托尔斯泰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情怀的产生。人民的苦难令他震惊,为了消除这广大的苦难,他不断思考,终于发现可恶的社会制度是罪魁祸首,他开始了猛烈的批判,并从自身做起,摆脱过去可耻的生活,用双手劳作,试图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托尔斯泰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基本是建立在这两次精神裂变的基础上的,罗兰为我们详细复制了托尔斯泰的心路历程。

传记文学的魅力常常是在传记作家对人物琐事的描写中。罗马著名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46?—120?)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最显赫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现人物的美德或善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或趋向。” 所以18世纪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说,传记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严肃地写琐事”。琐碎的事情正因为琐碎,因而比重大的事件更具有真实感。在庄重的场合和重大事件里,人们总习惯对自己的言行作刻意的修饰,他的真实性情因此很容易被包裹起来。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得随意率真,因此平淡无奇的琐事往往凝聚着人们真实的个性;一个人也不能够做到事事谨慎小心,一些细微的动作常常泄露了人物内心的“天机”,正由于这些原因,琐事就为传记家们所偏爱。在《名人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罗曼·罗兰撷取了许多珍贵的生活琐事。

贝多芬是一个不畏权贵的人,如果笼统地去写他如何与权贵进行正面的交锋,当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总没有细节更具说服力和表现力。罗兰抓住了贝多芬书信中记录的一个很小的细节,再现了贝多芬与歌德对待皇族人员一倨一恭的不同态度。在碰到皇室成员时,贝多芬认为,君侯贵胄应该对他和歌德表示敬仰,他于是“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而歌德却“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与音乐创作、辉煌演奏等重大事件相比,这里发生的故事委实琐碎无华,但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细节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作用超过了任何浓墨重彩的铺陈。虽然这一细节是贝多芬记录的,但从大量的原始材料中选取这个细节,不能不说明罗兰深谙传记写作中琐事的表现力。

在《米开朗琪罗传》里,罗兰记录了另一个精彩的琐事。雕塑《大卫》完成后,佛罗伦萨的行政长官皮耶尔·索德里尼为了显示自己的审美趣味,对雕塑家的作品指手画脚说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装着动了几下刀,那位官员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而米开朗琪罗只是暗暗地发笑。这里罗兰没有去渲染那位官员是如何的愚蠢,也没有交代传主是多么的聪明狡黠,仅仅是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一个细小的事情,两个人的神态和个性同时被表现了出来。

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传主的个性是罗兰又一值得注意的叙事特点。我们可以从贝多芬与歌德的选段和托尔斯泰与卢梭的选段获得具体的了解。由于前文已经反复论述过贝多芬与歌德,我们现在集中对后一选段做简要赏析。卢梭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他对现代欧洲文学(如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杰出代表,将他们放在一起,可以说是两座高峰的比较。卢梭写过《忏悔录》,并声称自己是最真实坦诚的,所以罗曼·罗兰说他傲慢、不逊、伪善。托尔斯泰也写《忏悔录》,但他不是通过“忏悔”来自夸,而是真诚地自我批判,托尔斯泰有着基督徒一般的虔诚、虚心和道德的贞洁,并始终追求真理和爱。通过比较,人们更觉得托尔斯泰心灵的单纯伟大,罗兰对他的景仰之情也溢于言表。

最后,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国内通行的《名人传》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本。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翻译完成,解放后他认为这些译本是他青年时期的旧译,“文白驳杂,毛病很多”,所以没有再版。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先生的文风可能有些地方不能适应现代语文的规范,但总体上看,先生已经将罗兰激情洋溢的风格传达得很好了。年轻读者在阅读《名人传》时,不必过于拘泥一些文白相杂的字句,而要去把握体会作品内在的精神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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