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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喜趣的学者小说——《围城》导读
2014-07-01 21:02:42 来源: 作者: 【 】 浏览:851

一、作者简介

钱锺书(1910―1998),小名仰先(又作仰宣),学名锺书,字哲良,后改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军、“D·T·S”、“Dzien Tsoong-su”、“Chien Chung-shu”。钱锺书于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父亲钱基博(字子泉,1887-1957)是近代著名古文家。历任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湖南蓝田、溆浦)、华中大学(湖北武昌)和华中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钱锺书是其长子。因伯父无子,钱锺书过继伯父名下,一出世即由伯父抚养。1919年伯父去世,由父亲直接管教,但仍和伯母生活在一起,直到伯母去世,才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钱锺书从1913年开始,由伯父亲自教其读书,1915年曾进秦氏小学学习半年。1916年进私塾学习《毛诗》一年。1919年进无锡东林小学(四年制高等小学)。1923年小学毕业,先后在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学习。由于伯父宠爱,钱锺书幼年颇为“混沌”,但在父亲严格要求和直接指导下,发愤苦读,博览群书,精研写作,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东林小学后,接触了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培养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学的兴趣,他就读的两所中学,均为美国圣公会所办,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因而钱锺书的英文水平亦迅速提高。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文科师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大学时代,学习专业以外,尚有余力,乃继续研读中国古典文学。

1933年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秋,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回无锡和杨绛结婚后,一起留学英国。1937年夏,钱锺书从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获文学士(B.Litt)学位。

1938年9月,离法回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14年暑假,钱锺书回“孤岛”上海探亲和养病,准备小住几月后再回内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钱锺书乃滞留上海,直至全国解放。这期间,曾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总纂等职。1948年,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均曾聘他去任教,他一一辞谢,留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夏,举家北上,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1953年调任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典文学小组研究员。解放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十年动乱期间,钱锺书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划入“改造”之列。1969年11月“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3月,以“老弱病残”者身份回北京。1982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围城》(1947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年)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年)。他的作品具有机智隽永的风格,特别是《围城》,更显示了他高超的幽默讽刺才能。《围城》在出版的当时即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围城》在国内长期湮没无闻。海外评论界却给予高度评价,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得最有趣、最细密的小说,或许还是最伟大的小说”(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中国小说史》)。1980年,英、俄译本先后问世;人民文学出版社亦重新印刷发行,从而在国内外一度掀起《围城》热。《围城》还被译成法、德、日本、捷克、挪威等国文字。1990年《围城》被拍成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引起轰动。

钱锺书的成就主要还在学术研究方面。著作有《谈艺录》(1948年)、《宋词选注》(1958年)、《管锥编》(1979年)、《旧文四篇》(1979年)、《也是集》(1984年)和《七缀集》(1985年)等。《谈艺录》是以札记形式写成的一部文学评论。内容包括诗论、文论及作家论,论历代文学等。提出了许多前人不曾提出过的问题,具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此书于1984年再版时,作者颇感“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于是对原书稍作删润存为上编,将“补订”部分作为下编。下编不仅于中国古文论中的精华多有钩稽、辨析和阐发,而且运用了一些20世纪西方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诗禅说、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等。《宋诗选注》提出了新的选诗原则;发掘了许多被埋没的诗人;突破了旧有的笺注模式,创造性的把注释和评论结合起来。对后来的选注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史批评巨著《管锥编》仍用札记形式写成,被誉为中外比较文学的高峰。此书考证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助》、《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古典著作中的一些问题,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学诸方面,着重研讨中西作者艺术构思的共同规律,书中引用中外著作近万种、作家四千余人,广征博引,纵横对比,材料宏富,分析精当。融广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于一体,这也是钱锺书学术著作共同特点。

 

二、作品提要

方鸿渐是贯穿《围城》的男主人公。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方鸿渐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家里做主订了婚”。“两年后到北平进大学”,“看人家一对对谈情说爱,好不眼红”,“发了几天呆,忽然醒悟,壮着胆子写信到家里要求解除婚约。”父亲看后气愤已极,扬言要停寄生活费,“命汝休学回家”结婚,他吓得连忙“写回信讨饶解释”。后来未婚妻突然去世,他快乐之余,又出于怜悯“向未过门丈人处真去了一封慰唁长信”,结果颇得岳父母欢心,把两万块钱“给方鸿渐明年毕业了做留学费”。他在欧洲“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最后花钱买了一张美国冒牌的“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

小说是从方鸿渐归国说起的。抗日战争爆发的那年暑假,在乘坐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上,二十七岁的方鸿渐经不住放荡的香港女郎鲍小姐的诱惑而与他鬼混。船到香港后,鲍小姐全然不顾方鸿渐的感受,投到她未婚夫的怀抱,方鸿渐因此感到受到了玩弄和“女人的可怕”。同船的大学同学苏文纨是研究法国文学的新授博士,她对方鸿渐有些意思,想利用这次航行,“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他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

回到上海后,方鸿渐暂住在岳丈周经理家里。周经理一家颇感荣耀,登报炫耀快婿的德国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头衔。几天后方鸿渐回到家中看望父母,也备受欢迎,不仅有记者来访,还有媒人盈门。县里中学校长特别邀请他到学校演讲。由于没有真才实学,结果洋相百出,以至提亲的人也不再敢有此想法。

年底,方鸿渐全家搬到上海,住了下来。方鸿渐在周经理的银行“挂个名”,“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周经理的儿子。岳母为他介绍银行买办张先生的小姐,结果因为他英语不太通,又缺乏举止的优雅,且很小气而告吹。

于无聊中,方鸿渐去拜访他并不喜欢的苏文纨,却遇到了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他马上想在唐小姐心上留个好印象,便和她倾心交谈。这时,赵辛楣来了。“一个近三十岁,身材高大、神气轩昂的人”,他与苏小姐青梅竹马。“这次苏小姐回国,他本想把儿时友谊重新温起,时机成熟再向她求婚”,不想半路杀出了个方鸿渐。因此,他和方鸿渐谈话时,言语中充满醋意,方鸿渐却不以为然。渐渐的方鸿渐发现自己爱上了唐小姐。“以后这一个多月里,他与唐小姐见了七八次,写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几封信。”“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

一天,方鸿渐被赵辛楣约去吃饭,方鸿渐被灌得酩酊大醉,苏小姐心疼地送他回家。第二天,来三个电话问候,并邀夜谈。在暮春的圆月下,“两人只好都望月不作声”,苏小姐低声命令说:“吻我。”“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后“一溜烟跑出门”。连晚写信,第二天在电话里用法文说“爱一个女人另外,懂?”苏小姐一声“你这浑蛋”,就将热烈的爱变为极端的恨,孤注一掷的破坏方鸿渐与唐小姐的恋情。这时方鸿渐收到了三闾大学聘他为教授的电报。一连几天写信、拜访,向唐小姐求爱而未能面谈,最终遭到唐小姐一顿奚落,自己的老底被无情地抖落出来,方鸿渐绝望了。

几天后,苏小姐与方鸿渐瞧不起的喜好卖弄的诗人曹元朗订了婚。赵辛楣是有意支开方鸿渐,才介绍他到湖南三闾大学任教的。苏小姐订婚后,方、赵两人解除了误会,成了知心朋友,共赴湖南平成县,开辟新生活。

由于战事,他们只能从陆路去湖南。同行的还有一起应职的中文系教授,自私、庸俗的李梅亭,历史系副教授顾尔谦和年轻单纯的外文系助教孙柔嘉小姐。旅程中,这一行人在船上遭遇过空袭的恐怖,在田岸上经受过夜鱼赶路的困倦。在饱尝了“古稀高寿”的汽车的折磨之后,他们在名叫“欧亚大旅店”的小旅馆过夜。这里的咖啡“像人的唾沫”,“面里有人的鼻涕”,夜里被跳蚤“咬得体无完肤,抓得指无余力”。在鹰潭,一家小店里,馒头布满苍蝇,墙壁写满秽语,风肉爬满肥蛆。李梅亭一路上俗不可耐,丑态百出,受到方、赵两人的嘲笑。对孙小姐两人则悉心关怀,呵护备至。

三闾大学是一所刚草草创办的国立大学。校长高松年精明世故,运用权势,不讲信用,将方鸿渐降为副教授,将聘定了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给了部里汪次长的伯父汪处厚。李梅亭得到了补偿,“高松年真依李梅亭讨的价格替学校卖他带的私货”。

学校规模不大,除少数人外,“全住在一个大园子里”,“什么秘密都保不住,并且口舌多得很。”同事之间各怀私心,争权夺位,有许多政治暗斗。方鸿渐发现韩学愈的博士文凭竟来自纽约的克莱登大学,更惊异韩学愈有勇气将撒谎骗人坚持到底。方鸿渐教书不出色,但“发现他所教丁组英文班上,有三个甲组学生来旁听”,“得意非凡”。原来是韩学愈收买刘东方甲组的学生挑方鸿渐讲课的错误,再以丁组学生的名义写公呈,“另换良师”。

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是“老派名士”,为官二十年,“官做不成”后“可以谈谈学问”。四十开外的人,有个二十五岁的第二位夫人,过门五年了,“没生孩子,只生病”。汪太太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为刘东方妹妹做媒。媒没做成功,却使赵辛楣“很喜欢汪太太”。一次两人私会,被高松年带汪处厚拉开。高松年的吃醋受到汪太太的奚落。赵辛楣第二天一早动身离校。傍晚,方鸿渐去通知孙柔嘉,孙柔嘉说有匿名信“造你跟我的谣言”,此时赶来的李梅亭陆子潇认为他们在讲情话,问“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很快地,由高松年做证婚人,他俩订婚了。不久,高松年借方鸿渐“思想有问题”解聘了他。

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只呆了一年,就携未婚妻离校,取道香港回上海。为迎母亲到重庆,赵辛楣正在香港,“看他们只定一间房”,孙小姐又在呕吐,劝“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并介绍他到自己以前在上海工作过的报馆做几个月的事。婚后,他俩去看赵辛楣,苏小姐也在,出于好奇,孙柔嘉想看看苏小姐到底怎样,不想讨了个没趣。回到旅馆,孙柔嘉将方鸿渐挖苦了一顿。

返回上海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在外面租房居住。两家人见面后,方家嫌孙家简慢,孙家厌方家迂腐,谁也不满意谁。这让方鸿渐、孙柔嘉左右为难。孙柔嘉一改婚前的天真、柔弱,而变得自私、刻薄、多疑、专横,更由于她的外出从业,引起方家老人、妯娌的不满。

孙柔嘉依靠在纱厂做人事科长的姑母的关系,而在人事科找到了工作。孙姑母瞧不起方鸿渐,方鸿渐也明白告诉孙柔嘉,不欢迎姑太太来他家。为此,二人经常发生争吵,终至于大打出手。孙柔嘉一次又提起苏文纨、唐晓芙,方鸿渐气愤不过,狠地推了她一下,孙柔嘉发狠地将一只象牙梳子砸在方鸿渐的左颊上。方鸿渐想不到妻子会下如此毒手,负气离家出走。然而,“他无处可去”。回到家里,孙柔嘉已经走了,“她的怒容、她的哭声、她的说话,在空气里没有消失。”方鸿渐“和衣倒在床上”,“他睡着了”。“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

 

三、思想内容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小说写作之前钱锺书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与夫人杨绛讲过。1946年钱锺书在《围城》的《序》开篇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989年,为解决电视剧《围城》怎样突出主题的问题,杨绛递给导演黄蜀芹一纸条,上面写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我们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线索和钥匙。

作品所写的“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就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沦陷后上海的骚乱和奢华,战时内地农村的凋零闭塞以及教育界知识界丑陋腐败等等。读者会遇到许多下层人民:脚夫、店主、客栈老板、汽车司机、乡民、士兵、妓女和在中国租界为本国服务法国巡捕;还会遇到中产阶级:回国留学生、地主、新闻记者;还有上升的中产阶级:银行家、买办、工厂老板、亲日分子等等。每一类人都各有特性,构成了一幅幅淋漓尽致的漫画。读者从这一生活层面描写中可以感受到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与沉滞的气氛。

钱锺书写这类人时,“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由主人公方鸿渐牵出的一系列人物都是“无毛两足动物”:情感放纵、生活放荡的鲍小姐,吝涩自私、心地阴暗的李梅亭,依靠亲属的政治关系当上中文系主任汪处厚,在国外买假博士头衔、老婆是白俄却说成美国人到处招摇撞骗的韩学愈,庸俗不堪却装作一本正经的高松年……在作者给予一定肯定与同情的方鸿渐身上,其具有的“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尤为深沉。对方鸿渐来说,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新的“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失业无着,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好,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当他摆脱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后,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结束了,读者依其生活的逻辑可推见,方鸿渐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围困。方鸿渐在人生旅途中所经过的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这四大阶段,都以全部失败和完全的幻灭而告终。从浅层看,是方鸿渐的性格使然。他蔑视欺世盗名者,却不由得弄虚作假;他正直善良,但无爱好与志向;他似无主见,却又见解独特;他到处随遇而安,却又不甘心随波逐流。懦弱是他的性格特征——他常常懦弱得可悲,但有时又刚强得可笑。从深层看,是中西两种文化的游离与对峙成了尴尬困境中的怪胎。作品所揭示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悲剧之所在。

再者,作品具体生动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项内容(教育、恋爱、事业、家庭)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例行过程,从而使方鸿渐这现代普通人的平凡生命历程具有了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围城》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中国人生的反映,并且成了整个现代“人类”状况的真实写照。

 

四、艺术特色

据说钱锺书先生曾经“作色”答友:“你们只会恭维季康(夫人杨绛)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的《围城》的好处。”这“好处”,主要即在于作品的艺术特色。

以大学者而兼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人,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郭沫若都如是,钱锺书也如是。学富五车的钱锺书用八斗之才创作长篇小说《围城》,作者以博识为明镜,剖视世相人心,老练旷达——博识辅佐了灼见;以博识为笔墨,融入心理分析,化为隽思妙语——博识焕发出文采。《围城》是一部才情横溢、趣韵纵生、艺术技巧上超拔独特的学者小说。

作品以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为基础,吸取了近代西方文学细腻逼真的人物心理描写。在人物塑造上深刻而精致,着笔不多,形象生动。作品中的讽刺艺术主要不用夸张人物行为的方法,而是精细的透视他们的五脏六腑,乃至每一根颤动的神经,从中挖掘那与光彩体面的外观相矛盾的因素。讽刺技巧的高超运用,大到主题意蕴的暗示,小到对人物隐秘心理和心理转折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地观察和表现,都堪称独步。作品的描写无一不聪睿、俏皮、流动,在说天道地中掺入讽喻的机趣,在热辣的喜趣高潮之中仍能酿成足够的悲凉气氛。作品的旁支斜出的叙事风格,诡奇、尖刻、焕发急智,富有知识容量的书面讽刺语言,特别是编制新奇、犀利、多样的比喻句和警句,顺手拈来,即成妙语,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智慧和艺术上的享受。

 

五、片断赏析

(一)犀利的心理观察 细腻的细节刻绘

犀利的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围城》的重要特色。作者以更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变化,在那些复杂的人物纠葛中,他特别着重研究在某种情势下人物之间心理上的相互感应和交锋,也就是人物的“心理纠葛”。他的目的不在于仅仅发露这个圈子里的一些丑闻,而是要烛照出这些丑闻的主角们猥劣、龌龊的心术。要借他们的心理的三棱镜折射出铸成这些心理的社会形态,对于另一些徘徊歧路、窘困、苦闷的人,则是要如实地写出他们的复杂心境。

唐晓芙是一位入世未深的少女,听表姐苏文纨揭开方鸿渐的老底,觉得自己受了骗,毫不留情地当面数落方鸿渐。等到方鸿渐嗓子哽了,她心软下来,可是这时候愈心疼,愈心恨,愈下不了台,只能责罚他个痛快。方鸿渐心一横,承认是个骗子,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当方鸿渐站起来要走,唐晓芙心理起了变化:

唐小姐恨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辩护呢?我会相信你,”可是只说:“那么再会。”她送着鸿渐,希望他还有话说。外面雨下得正大,她送到门口,真想留他等雨势稍杀再走。鸿渐披上雨衣,看看唐小姐,瑟缩不敢拉手。唐小姐见他眼睛里的光亮,给那一阵泪滤干了,低眼不忍再看,机械的伸手道:“再会——”,有时候“不再坐一会么?”可以撵走人,有时候“再会”可以挽留人;唐小姐挽不住方鸿渐,所以加一句“希望你远行一路平安”。 她回卧室去,适才的盛气全消灭了,疲乏懊恼。女用人来告诉道:“方先生怪得很,站在马路那一面,雨里淋着。”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鸿渐背马路在斜对面人家的篱笆外站着,风里的雨线像水鞭子正侧横斜地抽他漠无反映的身体。她看得心溶化成苦水,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用人请他回来。这一分钟好长,她等不及了,正要分付女用人,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这段文字写少女初恋心理,兔起鹘落,一波三折。又是疼,又是恨,又是负气,又是爱怜,突然奇峰突起,终于水流云散,收束得干净利落,恰到好处。

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情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是掩盖不住胸中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晚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赵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打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小姐说:“可不是么?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间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小姐,“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饧糖粘在椅子里”。方鸿渐说起辛楣下象棋输了,摔棋子拍桌子,迸碎了好几个,范小姐隔着高校长向辛楣笑,“说想不到他这样孩子气”。听口气,赵辛楣俨然已经是在她保护之下的一个小弟弟了。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当赵辛楣承认对话剧无知胡说,她在惊骇中要给他灌输一点常识,立即为他开了一门两分钟修毕的“现代中国戏剧史”教程,小说接下去有段绝妙描写,简直匪夷所思:

更说辛楣要看剧文,她那儿有。辛楣忙谢她。她忽然笑说:“我的剧本不能借给你,你要看,我另外想办法弄来给你看。”辛楣问不能借的理由。范小姐说他的剧本有好几种是作者送的,辛楣担保不会损坏或遗失这种名贵东西。范小姐娇痴地说:“那倒不是。他们那些剧作家无聊得很,在送给我的书上胡写了些东西,不能给你看——当然,给你看也没有关系。”

作品写一个老处女的心理,处处令人拍案叫绝。范小姐所谓胡写的是什么呢?是“给懿——作者”、“To my precious darling.From the author”,原来范小姐竟是剧作家们追求的对象。妙就妙在:这是不能给赵辛楣看的,他看了会吃醋;但又是可以给赵辛楣看的,暗示她同辛楣的关系非同寻常,比那些剧作家更进了一步。这是一往情深呢,还是一厢情愿?不清楚。但已经清楚的是:范懿并不认识那些剧作家,签名由她自己写上,她还问孙柔嘉“作者”在英文是author还是writer呢。她在向赵辛楣示威。

中国文学系主任汪处厚的太太内心比范小姐深沉多了。汪太太今年二十五岁,念过一年大学,长得漂亮,人家背后叫她“汪美人”。她嫁给比她大二十几岁的失意官僚汪处厚。她不满意,或者准确地说,她不满足。因此过门就害病。汪处厚是部里汪次长的伯父,官做不成,由侄子介绍来三闾大学当中国文学系主任,闲来打打麻将,谈谈掌故,倒也风雅自赏。汪太太嫌山沟寂寞,常跟丈夫吵,她身份娇贵,瞧不起那些教授的老婆,嫌她们寒碜;汪先生不放心单身男同事上自己家来,嫌他们年轻。门户紧闭,庭院冷落,只有高校长常来汪家,吃禾花雀,陪汪太太聊天。汪太太身体不好,平日弹钢琴,画中国画,借此消遣。她忽然异想天开,要给赵辛楣、方鸿渐做媒,对象是范懿和外国语文系刘东方的妹妹刘小姐。汪处厚觉得做媒没有危险,“决不至于媒人自己也做给人去”。可惜这个判断错了。赵辛楣、方鸿渐第一次见到汪太太,便“觉得她是个人物”,汪太太也对赵辛楣表示好感,方鸿渐还警告辛楣说:“咱们这批人,关在山沟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故事就这样发生了。谁想赵辛楣和汪太太第一次私会,就让高校长拉来汪处厚给冲散了。小说对汪太太的性格有段精彩的描写,看她的态度多么从容:

汪太太听懂丈夫没说完的话,使劲摆脱他手道:“有话到里面去讲,好不好?我站着腿有点酸了,”一壁就伸手拉铃。她声音异常沉着,好把嗓子里的震颤压下去。大家想不到她说这几句话,惊异得服服帖帖跟她进门,辛楣一脚踏进门,又省悟过来,想溜走,高松年拦住他说:“不行!今天的事要问个明白。”

汪太太进客堂就挑最舒适的椅子坐下,叫丫头为自己倒杯茶。……

……

同时辛楣搓手恳求汪太太道:“汪太太,你别胡说,我请你——汪先生,你不要误会,我们跟你太太全没有什么。今天的事是我不好,你听我解释——”

汪太太哈哈狂笑道:“你的胆只有芥菜子这么大——”大拇指甲掐在食指尖上做个样——“就害怕到这个地步!今天你是洗不清的了,哈哈!高校长,你又何必来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分儿呀。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口恩 ?高先生,好不好?

几句话把高校长吓坏了。汪处厚气得眼睛直盯在高松年身上,赵辛楣乘间溜走。汪太太将本来并不那么严重的问题按照高松年的胡诌一股脑儿承担了下来,这是爱情。几年来压抑的情绪迸发了。爱情,当然不是对汪处厚——一段朽木,不是对高松年——一个教育界的败类,甚至也不是对赵辛楣——胆子只有芥菜子这么大的胆小鬼。不过这是真正的爱情,汪太太从自己身上第一次发现了值得珍贵的真正的爱情,她必须保卫它,不容许任何东西损伤她,触犯它。

《围城》中的心理观察和分析既有异乎寻常的犀利处,又有其细腻处。犀利多表现为对人物心理的瞬间变化捕捉,和对人物内心隐蔽的动机的揭露;而细腻则多表现为对人物复杂感情和心理活动的纤悉毕至的描绘,对人物内心世界各个角落的充分展示。

方鸿渐到三闾大学后无意中透露出自己和所谓“克莱登大学”也有瓜葛,被历史系主任韩学愈知道了,韩学愈是个地地道道“知识骗子”,方鸿渐虽也曾从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买过文凭,但他撒谎后并无勇气坚持到底,而韩学愈和他狭路相逢,面临骗局败露实际,偏还要故作镇静,先发制人。他的特点就在于行骗就要骗到底,把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说得好像确实存在一样,使未到过美国的方鸿渐不敢确断。虽然这一回合他取得了胜利,但在“回家路上,腿有点软”,心还是虚的。

作者善于对各种人物作不同的角度的心理观察和分析,而且越是在有较多人物的场面,越是目光如电,顾盼迅捷,写得又十分周全。如在汪太太为范小姐、刘小姐与方鸿渐、赵辛楣做媒请客的那一段。范、刘满怀热望,方、赵虚应其事,范说出陆子潇追求孙柔嘉,反使方的心里陡起波澜。中间又有插入校长高松年,高忽儿一本正经,忽而又讨好汪太太。猜测、误会、嫉妒、懊悔、气愤、自作多情……言笑晏晏之下,谁知奔涌着多少心理的暗流,然而,无一逃过作者的法眼,在场每个人的心理上一切轻微波动,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再看《围城》中有四人出场的一段对话。这是在赵辛楣离校之后方鸿渐与孙柔嘉谈话的场面:

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懦地说:“赵叔叔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鸿渐口吃道:“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孙小姐低头低声说:“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

鸿渐客气道:“哪里的话!”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浑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鸿渐听了,像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方先生,方先生!”转身看是李梅亭陆子潇赶来。孙小姐嘤然像医院救护汽车的汽笛声缩小了几千倍,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鸿渐知道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自己的右臂上,想:“完了,完了。反正谣言造

到孙家都知道了,随它去罢。”

陆子潇目不转睛地看孙小姐,呼吸短促。李梅亭阴险地笑,说:“你们谈话真密切,我叫了几声,你全没听见。我要问你,辛楣什么时候走的--孙小姐,对不住,打断你们的情话。”鸿渐不顾一切道:“你知道是情话,就不应该打断。”

李梅亭道:“哈,你们真是得风气之先,白天走路还要勾了手,给学生好榜样。”

鸿渐道:“训导长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

李梅亭脸色白了一白,看风便转道:“你最喜欢说笑话。别扯淡,讲正经话,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啦?”

鸿渐道:“到时候不会漏掉你。”

孙小姐迟疑地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李梅亭大声叫,陆子潇尖声叫:“告诉什么?订婚了?是不是?”

孙小姐把鸿渐勾得更紧,不回答。那两人直嚷:“恭喜,恭喜!孙小姐恭喜!是不是今天求婚的?请客!”强逼握手,还讲了许多打趣的话。

鸿渐如在云里,失掉自主,尽他们拉手拍肩,随口答应了请客,两人才肯走。孙小姐等他们去远了,道歉说:“我看见他们两个人,心里就慌了,不知怎样才好。请方先生原谅——刚才说的话,不当真的。”

鸿渐忽觉身心疲倦,没精神对付,搀着她手说:“我可句句当真。也许正是我所要求的。”

孙小姐不作声,好一会,说:“希望你不至于懊悔”,仰面像等他吻,可是他忘掉吻她,只说:“希望你不懊悔。”

方鸿渐与孙柔嘉路上相遇,谈论校内近来发生的事情的,说到有人造他们的谣,这些行为是正经而严肃的。恰好这时李梅亭、陆子潇赶来了,李梅亭是个道貌岸然地伪君子,现在又做了一个以整人为业、严设男女之防的训导长。而陆子潇正是孙柔嘉的追求者,这个原本平静的局面必然要被打破了,并引起了情节的急遽变化。特定的情境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细腻的心理变化:李梅亭的淫威与不怀好意,陆子潇的嫉妒与不忿,孙柔嘉的柔弱与求助,方鸿渐的懦弱与慌乱,毕呈毕肖,而又无丝毫人为斧凿的痕迹。李梅亭的大叫与阴笑是在以其伦理捍卫者的身份对方鸿渐施威加压,孙柔嘉则以可以乱真的天真和柔弱模样抓住机会猎取她的猎物。面对着这一逼一拉,素来优柔寡断的方鸿渐显示了他少有的“果断”——假戏真做。这可笑的刚强,正反衬出那可悲的懦弱。方鸿渐初无真意,却随口承认;后吐真情,又那么漫不经心。这也充分表现出他对爱情这一严肃问题的轻率态度,暴露了自身游戏情场的恶习。

《围城》就是这样以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为基础,不动声色地将主客观统一于冷静刻绘之中,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描写本身去说话。作品中写李梅亭在赴校途中带了一铁箱西药,意愈到内地卖高价,同行者孙小姐害了病,向他讨一包仁丹,李梅亭觉得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余下的便卖不了钱,便从为滋补身体偷吃的鱼肝油丸中取出一粒,给孙小姐服下。他知道这对她无益亦无害,正好敷衍。看到这个细节,使人想起《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终前为油灯里点的两盏灯草不肯咽气的细节。这个细节较直接达到使世相人情“如在目前”的客观效果。作者在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同时,又加强了主观意识的抒发。他常常在生动地细节描写之中,加进一连串精彩的、多含贬义的比喻和讥评。客观的描绘与激烈的讥评交织在一起,更加强了讽刺的力量。作品中买办张先生喜欢在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

到了张家,张先生热闹的欢迎道:“Hello!Doctor方,好久不见!”……

当时张先生跟鸿渐拉手,问他是不是天天“go downtown”。……

……

张先生大笑道:“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事情忙,也没工夫翻书研究。可是我有hunch;看见一件东西,忽然what d’ you call灵机一动,买来准O.K.。他们古董掮客都佩服我,我常对他们说:不用拿假货来fool我。O yeach,我姓张的不是sucker,休想骗我!”关上橱门,又说:“咦,headache——便捺电铃叫用人。

鸿渐不懂,忙问道“张先生不舒服,是不是?”

张先生惊奇地望着鸿渐道:”谁不舒服?咦?我?我很好呀!”

鸿渐道:“张先生不是说‘头痛’么?”

张先生呵呵大笑,一面分付进来的女佣说:“快去跟太太小姐说,客人来了,请她们出来。make it snappy!”说时左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啪”的一响。他回过来对鸿渐笑道:“headache是美国话指‘太太’而说,不是‘头痛’!你没到States去过罢!”

作者在这部分的描写中插了这样一段:

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得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他仿美国人读音,维妙维肖,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字的中国人。他说“very well”二字,声音活象小洋狗在咕噜——“vurry wul”。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否则决不单说R是鼻音的狗字母。

这种比喻和讥评,其意义显然不止于一般的说明细节本身,还做了进一步的发掘和发挥——嘲讽了这个买办以此自炫的洋奴心理,嘲笑了时髦中的虚荣浅薄。

(二)丰厚的象征寓意 独特的意向经营

在《围城》中我们看到作者不但对细节的表现毫不含胡;对意向的经营更具匠心。小说的中部,写到方鸿渐和其他四位同行者结伴从上海出发到湖南的三闾大学去:

那天的路程是从宁波到溪口,先坐船,然后换坐洋车。他们上了船,天就微雨。时而一点两点,像不是头顶这方天下的,到定睛细看,又没有了。一会儿,雨点密起来,可是还不像下雨,只仿佛许多小水珠在半空里顽皮,滚着跳着,顽皮得够了,然后趁势落地。鸿渐等都挤在船头上看守行李,纷纷拿出雨衣来穿,除掉李先生他说这雨下不大,不值得打开箱子取雨衣。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穿作丝,河面上像出的痘,无数麻瘢似的水蜗,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

李先生爱惜新买的雨衣,舍不得在旅行中穿,便自怨糊涂,说不该把雨衣搁在箱底,这时候开箱,衣服全会淋湿的。孙小姐知趣得很,说自己有雨帽,把手里的绿绸小伞借给他。这原是把有天没日头的伞,孙小姐用来遮太阳的,怕打在行李压断了骨子,所以手里常提着。上了岸,李先生进茶馆,把伞收起,大家吓了一跳,又忍不住笑。这绿绸给雨淋得脱色,李先生的脸也回黄转绿,胸口白衬衫上一摊绿渍,仿佛水彩画的残稿。

这是小说中几个令人欢快的自成格局的插曲之一,这种情景对于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从表面看,它只是嘲弄了李梅亭的自作聪明与吝啬。然而,从深层看它是按照整个作品的主题和格调构思的。对自然与人类略带幽默感的观察正让位于一种强有力的,但似乎无关痛痒的暗示。连绵不断的雨越下越大,越发使人心烦意乱,使人焦虑不安,就象小说发展过程中方鸿渐的经历一样。这时一个病态的意象——一把借来了易损坏的伞出现了,它貌似抵御风雨的遮蔽物,看行来娇贵漂亮,正如方鸿渐的博士证书,又如方鸿渐的护身符——后来孙柔嘉本人一样,只是生活中的不适当的虚饰,非但靠不住,还会给人带来窘困。

《围城》中最重要的一个象征物是一只老式的自鸣钟。它象征着怎样的人生与事理呢?在小说的尾部,这只钟被搬到了前台:

他母亲先上楼,说:“爸爸在门口,他带给你一件东西,你快下去搬上来——别差女用人,粗手大脚,也许要碰碎玻璃的。”鸿渐忙下去迎接父亲,捧了一只挂在壁上的老式自鸣钟到房里。遁翁问他记得这个钟么,鸿渐摇头。遁翁慨然道:“要你们这一代保护祖物,世传下去,真是梦想了!这只钟不是爷爷买的、挂在老家后厅里的么?”鸿渐记起来了。这是去年春天老二老三回家乡收拾劫余,雇夜航船搬出来的东西之一。遁翁道:“你小的时候,喜欢听这只钟打的声音,爷爷说,等你长大了给你——唉,你全然不记得了!我上礼拜花钱叫钟表店修理一下,机器全没有坏;东西是从前的结实,现在的钟表哪里有这样经用!”方老太太也说:“我看柔嘉戴的表,那样小,里面的机器都不会全的。”鸿渐笑道:“娘又说外行话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器当然应有尽有,就是不大牢。”他母亲道:“我是说它不牢。”遁翁挑好挂钟的地点,分付女用人向房东家借梯,看鸿渐上去挂,替钟捏一把汗。梯子搬掉,他端详着壁上的钟,踌躇满志,对儿子说:“其实还可以高一点——让它去罢,别再动它了。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我昨天试过,每点钟只走慢七分,记好,要走慢七分。”

在这段话中,不但有对人情世态的精细观察,而且有历史进化论与退化论的较量。那只钟表作为方家生命延续的代码,至鸿渐而中断。鸿渐不但记不起这只钟,而且对之完全缺乏热情,完全无所谓。这就表示支撑方家生存的基本信仰、精神支柱开始崩溃。方鸿渐失去了传统,但没有建立新的信仰,也就是只剩下“摇头”和被动接受了。这样,他就比父亲一辈更可怜可悲。他的父母靠着牢固的传统与愚昧,尚且有其精神支撑,尚且有一根稻草,而方鸿渐却什么也没有,连一点传统与愚昧都失去了。

自从请来这只钟,家里仿佛出现一个挂在墙壁的见证,把鸿渐与柔嘉的生活机密尽收眼底。而且,它作为父辈安插在家庭中的“特务”和第三者,直接参加了夫妻间的冲突,乱上添乱。柔嘉回家,刚进房,那只钟就表示欢迎,发条唏哩呼噜转一会儿,仿佛韩学愈喉咙里的大核,当当打五下。而实际时间已经快六点钟了。晚上鸿渐回来,说明钟的历史,柔嘉说:“真是方府三代传家之宝——咦,怎么还是七点钟?”鸿渐告诉她每点钟走慢七分钟的事实。柔嘉笑:“照这样说,恐怕它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要它有什么用?”她又说鸿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鸿渐伤风嗓子给痰塞了,柔嘉拍手道:“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唏哩呼噜,跟它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

这样,方鸿渐作为人,突然又被物化了,成了一个落伍的不中用的跟不上客观实际发展的迟钝的“物”。这样一个物,尽管已经不中用,却依旧顽强地维护着过时的时间。它作为旧传统的产物,应用在新时代,必然发生冲突,变形,扭曲,出尽洋相。其本身的旧,与所处时代的新,反映在时间上,就成为“快”与“慢”的冲突,从而形成阴差阳错和的效果。站在它对立的立场上,它陈旧、落后、缓慢,拖沓、无用;站在它本身的立场上,它还没有过时,有自己的坐标,发挥着把现实拉向过去的功用。方鸿渐恰恰处在这两个立场的中间,结果落得半间不架,左右不是人。所以,方鸿渐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再确切不过了。小说的最后一段,又是那只钟:

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到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当、当、当、当、当、当”响了六下。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侯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在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到她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钟表作为象征物,在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感情、人物时,时常发生变化。有时他暗示着主人公,有时又暗示着阴差阳错,有时又成为作者穿针引线的媒介物,等等。最后,它暗示着幻灭。“钟”者,“终”也。钟摆的晃来晃去,等于围城的进来出去永无止境。一项祖传的老钟,在“围城”内外敲响,在不准时中表现着准时,它是移作送中国“丧钟”!丧钟敲响之时,正是人类(鸿渐)幻灭之时。

(三)辛辣的幽默讽刺 非凡的形象比喻

在《围城》中,作者语言的清新、机智,离不开修辞手段的广泛使用。极至的夸张,奇妙的通感,机趣的双关,神奇的拟人,尤其是如满天繁星似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比喻,成了作品语言的一种特殊风格。有学者指出,在现在和当代中国文学中,巧妙的譬喻在作品中运用得数量上那么多,使用得那么恰切自如,以致成为作品的最主要、最令人瞩目的特色之一,除《围城》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第二部可以与之相匹敌的。

妥帖恰当的比喻,尤其是那些奇而不怪的新鲜比喻,确实是作者天才的标记。“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鸿渐追想他的国文老师都叫不响,不比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只上等哈瓦那雪茄烟,可以挂在嘴边卖弄。”“赵辛楣和鸿渐拉拉手,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大家照例称好,斜川客气的淡漠,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李先生脸上少了那副黑眼镜,两只大白眼睛像剥掉壳的煮熟鸡蛋。”“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黄面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这些比喻用鲜明的形象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或者把某一情境的描写变得更生动、更夸张,使人读后印象更深刻,体会更真切。

作者常在评述性语言之中点缀着些比喻,以此丰富议论中的形象性,加强感情色彩,更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爱憎。作品写到韩学愈“木讷朴实”的看家本领,有一段“女子无貌便是德”,“男子无口才就表示有道德”的议论,最后以比喻下结论:“不轻易开口的人总使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正象密封牢锁的箱子,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借此强调韩学愈伪装诚实,很容易使许多人被其想像所欺骗。

教育界的弊端,社会流行的陋俗在作者笔下也可以由一个个辛辣的比喻呈现出来。抨击留学生以曾经留洋而沾沾自喜的洋奴心态:“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个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作者先将“出洋”比为小孩子“出痧痘”;又将念念不忘出过洋的人比为“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再将炫耀留过洋比为“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一喻比一喻辛辣,一层比一层深入,使对象出乖露丑、本相毕现。

在另一处叙述学国文的方鸿渐出国留学时,作者用比喻暴露了庄严后面的卑琐:“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样用喻,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将讽刺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

作品中的比喻有雅有俗,“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这本是一句大白话,然而当它出现在“有鸡鸭的地方,粪多”的后面,构成并列形式的比喻后,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俗得是这样的辛辣幽默,雅得则是那样的飘逸清丽,“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的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

作品中的七百余条比喻或雅或俗,或大或小,或虚或实,皆风趣非凡,洗练流畅。作者还将比喻义转为本义,对某些词语进行曲解,以制造滑稽。“方鸿渐准五点找到赵辛楣住的洋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尖声撕割得七零八落——春天,春天怎么还不来?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唉!!!我的爱——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她身体里就结果子了。”这里作者将歌词中“心花开放”的比喻坐实理解,进而推出“夏天没到,她身体里就结果子了”的滑稽结论。

作者将比喻的修辞方式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小说的标题,小说的主题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慎明道:……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有了一番阅历后,“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些都是作品中画龙点睛之笔,将《围城》的总体象征含义“点”醒了。

正如钱锺书自己所说:“比喻是文学词藻的特色”,“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在现代文学中,还有谁写叙述性的小说,会想象他那样敢于大胆编织数不胜数的比喻,而且运用得如此巧妙、自然,仿佛不期而至,鬼斧神工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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