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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导读
2014-07-01 21:25:57 来源: 作者: 【 】 浏览:1415

一、作者简介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或次年除夕。曹家的祖上本是汉人,约于明永乐年间迁到辽东辽阳后被编入满州正白旗。清初时他的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1763),曹玺授江宁织造,此后祖父曹寅及伯父曹顒、父亲曹頫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守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则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以曹家作为行宫。曹寅接驾四次,声势显赫无人能及。同时,曹寅博学多才,通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活动,广泛联络文人学士,得到了当时江南士林的拥戴。曹寅在江南的二十三年间,成为曹家的鼎盛时期。这些都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如写贾府权势过人,备极豪奢,也与“接驾四次”的情节相合。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豪华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十三岁为止的少年时代。

曹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完全是康熙皇帝。特殊宠幸造成的。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清世宗胤禎(雍正皇帝)在皇室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为了巩固权力,对于跟他争夺皇位的兄弟允祀、允禩进行了凶残的迫害,凡是与允祀、允禩有瓜葛的人也都遭到无情的打击,纷纷被撤职、监禁甚至被处死。曹家及其亲戚在这场政治劫难中未能难幸免,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因曾买过一个苏州女子送给允祀,被定为“大逆极恶”、“奸党”,于雍正五年由刑部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曹的被撤职查办,除了与“奸党”有牵连外,更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原因,那就是“行为不端”,“因亏方空罢任”。

曹家的挪用、拖欠公款,从曹寅在世时就开始了。这个声势煊赫的贵族大家庭,衣食住行都非常讲究,生活上豪奢阔绰、糜费惊人。特别是康熙南巡时,四次接驾的巨额开销,造成了曹家的大量亏空,背上了沉着的包袱。曹寅临终时仍遗下了亏空三十二万和二十六万多银两的两笔糊涂帐。康熙对于曹家“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心中有数,于是一再庇护。曹家后人架子大了一时又收不回去,结果旧帐未还,新的亏空又接踵而来。偏偏康熙死了,失去了靠山,而雍正上台后,对曹家态度严厉,要求曹頫必须在三年内补完欠帐。雍正皇帝在曹頫《恭请圣安》的折子上批斥:“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风俗惯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曹家的厌恶之感。然而,除了查到曹頫间接替允祀寄存了一对镀金狮子外,没有别的把柄,更没有发现曹家参与政事阴谋的迹象,故要惩治曹家只能另找借口。雍正五年冬,因山东巡抚塞楞额告发曹勇在运放龙衣途中多索夫马、理仪和骡价等银两,雍正皇帝连发两道“圣逾”,以“骚扰驿站”的罪名,将曹勇革职查办,“枷号”治罪,南京的家乡被查封抄没,“百年望族” 曹家从此败落。

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尽管父亲早逝,但皇上“浩荡洪恩”,又命其叔曹頫世袭,荣华依旧,所以他仍是江宁织造府里的天之骄子,过着锦衣玉食,富贵温柔的生活。他继承了祖父曹寅的文才艺事,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祖父遗下的“楝亭藏书”有十多万卷,经、史、子集,以及戏曲传奇、话本小说样样都有,他勤奋阅读。祖父曹寅和舅祖李煦都养有家庭戏班,使曹雪芹对戏曲特别是昆曲艺术喜爱和熟知。康熙四十三年春,曹寅曾召集南北名流,举行了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全本《长生殿》(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连演了三天三夜,并特邀剧作者洪升到场指导。曹雪芹舅祖李煦的儿子李鼎能亲自“串戏”,“演《长生殿》传奇,衣装费至数万”。像这样豪奢狂热的戏剧活动,在当时和当地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乐道的话题。这些江南时期风月繁华的生活经历,正好给《红楼梦》的创作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素材。例如《红楼梦》第十六回写贾府为了自办家庭昆班,特派贾“下姑苏聘请教习,采办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第五十四回借贾母之口点戏说:“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茄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此语泄露了天机,原来《续琵琶》正是曹雪芹祖父曹寅所作。曹雪芹将家事融入小说中的蛛丝马迹,于此可以窥见一斑。

雍正六年二月以后,曹雪芹随同祖母由南京移家北京,生活极为贫困。到了乾隆年间,更是潦倒不堪,大约在乾隆十四年,曹雪芹在京城石虎胡同右翼宗学里当上了一名职员,做一些抄抄写写文字工作,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富贵繁华而又才气横溢的人,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的个性豪爽旷放,朋友们比之为示俗人以眼的阮籍。

曹雪芹的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红楼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生活更加困顿,已经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郭诚《赠曹芹圃》)的地步。乾隆二十六年(1762)秋,爱子夭亡。不久,他也伤感谢世,留下一个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郭诚《挽曹雪芹》诗以“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暝”这样哀切的句子,写出其最后的凄凉。

在封建时代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像曹家那样由盛而衰的剧变,并非罕见。但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剧变的人,才会对人生对世俗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真切感受,这和旁观世事变幻者的感受不同。在饱经苍桑之后,曹雪芹郁结的情感需要得到宣泄,他的才华也需要得到一种实现,从而,他的生命才能从苦难中解脱而成为有意义的完成。他选择了艺术创造--被不幸命运所摧残的天才重建自我的唯一方式。《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后又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去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司马迁作《史记》,再没有人像曹雪芹这样以全部的深情和心血投入于一部蓍作的写作。但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并留下一些残稿,这些残稿后来也佚失了。

《红楼梦》是曹雪芹呕心沥血的作品,但他未写完就去世了。《红楼梦》何时开始写作,因资料缺乏,至今仍不能确定。在曹雪芹去世前后,《红楼梦》就以抄本《石头记》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这些传本都是脂砚斋加评加批的八十回本抄本。脂砚先生是曹雪芹的族人,对曹家的情况十分熟悉,和曹雪芹关系十分密切。但此人始终没有披露自己的真名实姓,只是用书房题名“脂砚斋”作为别号,在《石头记》上多次加了许多评注和批语,从这些批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曹雪芹的一些创作情况:曹雪芹大概从乾隆六年(1741)开始创作,先用了三年时间写成草稿《风月宝鉴》。约在乾隆九年至十八年之间,曹雪芹在旧稿的基础上重新创作了《石头记》,书中明确表白:“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曾题名《金陵十二钗》,或题《情僧录》,又题为《红楼梦》。脂砚先生在乾隆十九年(1754)已是“抄阅再评”,卷首有诗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二十四年(1759)和二十五年(1760)又传出“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八十回抄本,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有些关目尚未定稿,如十七回与十八回还没有分开,二十二回尚未补全,七十五回缺中秋诗。曹雪芹迁居西山后这么多年,一方面对初稿反复推敲,进行加工修订,另一方面又着手创作八十回以后的章节。这时候,曹家亲属中又有一位号称“畸笏叟”的长辈(可能是曹頫,一说是李鼎),也对《红楼梦》的创作表示同情和支持。据畸笏叟和脂砚斋的批语说,在雪芹病逝前,全书基本上写到一百一十回,他俩曾亲眼看见这“后卅回”文字:有《证前缘》一回,写黛玉“泪尽”而逝,宝玉“对景悼颦儿”;贾府被抄,子孙离散,探春远嫁,惜春入水月庵为尼,妙玉被强盗劫到瓜州渡口,流落风尘;史湘云嫁卫若兰,不幸“白首双星”两地分离;王熙凤罪孽深重,被抓坐牢;贾宝玉也曾被监禁,有《狱神庙慰宝玉》一回,写茜雪和红玉去探监。末是《情榜》,由警幻仙子归结金陵十二钗,公布正册、副册、再副册、四、五副册的“芳讳”(六十位奇女的名单)等。按照曹雪芹构思,《红楼梦共一百一十回(以上统称后三十回);结局是贾府彻底破败。可惜这些稿子尚未最终完成,曹雪芹突然死去,从此就散佚迷失了。

到了乾隆末年,程伟元和高鹗两个文人因为欣赏《红楼梦》。便在北京收集整理了八十回的抄本,并续补了后四十回,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交由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第一次正式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今简称“程甲本”)。接着,在乾隆五十七年略加修订,又出了重印本(今简称“程乙本”)。后人习惯统称这两个版本为“程高本”。程伟元,字小泉,自署“古吴”(今苏州)人,约生于乾隆十年(1745)前后。乾隆后期流寓北京,用数年之功,搜罗《红楼梦》残稿遗篇,与友人高鹗共同承担编务,印行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他工诗善画,有画册和诗文存世。高鹗(1758-1815),字兰墅、兰史,别号“红楼外史”,辽宁铁岭人,隶属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乾隆五十三年(1788)顺天乡试举人,但进士考试落榜,在京屡试不第,乃于乾隆五十六年春应友人程伟元之请,共同整理出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高鹗终于考中进士,官内阁中书。著有《砚香词》、《兰墅文存》、《兰墅十艺》、《史治辑要》和《月小山遗稿》等。

 

二、作品提要

《红楼梦》描写一个姓贾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上世兄弟二人,因效忠皇室,立了军功,都被封为世袭的公爵,一个封宁国公、一个封荣公国。两家连宅并居,人称“宁、荣二府”,家园广阔,“竟将大半条街占了”;乡下又有庄园,田地很多,每年又可以获得朝廷丰厚的赏赐,所以生活奢侈,财势熏天。

故事开始时,兄弟二人早已死去,家族中的长者是荣国公的儿媳妇史太 夫人,书中称为贾母。她的大儿子贾赦自私、卑鄙。袭荣国公世职。平时依官作势,行为不检,最后遭到查抄家产,革去世职,远离都城,充军边地的下场。二儿子贾政做着官,表面看来,他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为官勤勤恳恳,竭力守职,其实思想僵化,感情枯竭,是个悖时迂腐、庸碌无能之辈,一个封建礼教忠实的信奉者和维护者。贾母女儿贾敏,嫁与姑苏林如海为妻。仅有一女,即林黛玉,黛玉六岁时,不幸病故。贾赦的儿子贾琏平时在贾政处总理荣府家务。他是一个浪荡公子,挥霍无度。他妻子王熙凤精明练达、阴险毒辣,是荣府内的实际管理者。宁国公的后代贾敬虽进士出身,却无心功名,对尘世感到厌倦,一味好道,只爱好炼丹烧汞,把官职让给儿子贾珍袭了,自己到都中城外玄真观住着,幻想有一天能白日飞升,当上神仙,最后中丹毒身亡。其子贾珍、孙儿贾蓉是一群生活糜烂、恶俗不堪的纨绔子弟。书中的中心人物是贾政的儿子贾宝玉,出世时口内衔一块晶莹之玉,因名宝玉。生长在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荣国府中,其父贾政期望他振兴家门,他却“行为偏僻性乖张”,对“仕途经济”极为反感,他整天与一群聪慧灵秀的姐姐妹妹们吟诗作画,谈情说爱。他与表妹林黛玉一往情深的爱恋,成为本书最动人的情节。黛玉是一个可爱而娇弱的女子,她原是神话中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绛珠仙草”,因得赤瑕宫神瑛侍者(下凡后即为贾宝玉)日日用甘露浇灌,转世化为女子并以泪水还其浇灌之恩。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由于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家族势力的阻挠破坏,宝黛不能结合,他俩纯洁的爱情成了悲剧。后来宝玉被骗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姨表姐薛宝钗结了婚,黛玉愤懑抑郁,因病而亡。宝玉因此颓丧失望,最终离家出走,做了和尚。贾家也因作恶多端和官场矛盾而被抄家,终于败落,落得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思想内容

《红楼梦》以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在贾府这一世代富贵之家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中,写出以贾宝玉等具有一定觉醒意识的青年男女在封建体制和封建家族遏制下的悲剧命运。这里面包含了曹雪芹自身的家族和个人背景,以及他对人生的认识。

《红楼梦》正如书名所提示的,是写了一场由女性的光彩所映照着的人生幻梦;又正如作者以“悼红轩”为书室名所提示的,是写了对由女性所代表的美的毁灭的哀悼。但是,《红楼梦》却不能简单地视为言情小说。女性的美好,爱情的可贵,正是作为以男性为代表的社会统治力量和正统价值观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所谓“美的毁灭”,也不仅是难以预料的命运变化所致,而更多的是后者对前者的吞噬。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作者反映了广大的社会生活面和深入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不同人生价值观的冲突,从而赋予这部小说以深刻的意义。

《红楼梦》的全部情节是在贾府的衰败史上展开的。欲写其衰,先写其盛。小说开头的十几回,写刘姥姥初入荣国府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贵豪奢。但就在这烈火烹油似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是坐吃山空,内囊渐尽,费力地支撑着大家的体面,而尤其不堪的是,合宁、荣两府,那些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有炼丹求仙的,有好色淫乱的,有安享尊荣的,有迂腐僵硬的,却没有一个胸怀大志、精明强干的。这个大家族最后终于不禁外力的一击而彻底崩溃。这一部家族史在封建时代是具有典型性的,同时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通过描写贾府的衰败,贾府人们的无能与堕落,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衰败气氛及其统治力量丧失生机、萎靡状态。

在反映贾府衰败的过程中,作者还写出了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与贾府结为姻亲的薛家、史家、王家,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暗示表现于贾府的一切,都并非孤立的现象;贾雨村徇情枉法,王熙凤私通关节、仗势弄权,薛蟠打死人浑不当回事……,这些都反映出豪门势族在社会上无法无天和封建法律对于他们无效;乌进孝缴租哪一张名目繁多的帐单,和贾珍对此而发的“这够做什么”的牢骚,显示这一家族的经济基础和剥削性质;甚至像袭人探家的细琐情节,也构成平民与贵族生活的对照。凡此种种,使小说在以贾府为中心的同时,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景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核心人物。在贾宝玉身上渗透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集中体现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小说的第一回,作者以神话为象征,揭示了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一个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这显然是悖谬的表述,而悖谬的产生,在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背离和相互抛弃。在小说开头作者自责和忏悔的一段话中“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等,这种种“劣迹”,都一一通过肯定的笔调显现在贾宝玉身上:他是他的严正的父亲眼中的“逆子”,他读《西厢记》那么津津有味,一谈到科举呈文之类就头疼不已;他不但和大观园的女孩子们如胶似膝,就是同“呆霸王”薛蟠也混得来,可以在一起快活地唱市俗小调,却不乐见正经宾客;他本是个“无事忙”、“富贵闲人”,但听到别人劝他讲究“仕途经济”,便直斥为“混帐话”……总之,那个时代社会体制中一切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既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也成为他“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一个追求健康的自由生命、不愿在陈旧的社会规范中僵死成腐烂的才智之士,不能为社会体制所容而成为“废物”。

在社会生活中失去意义,失去归宿的贾宝玉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灌注在大观园那一群年轻女性身上。他是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娟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情已经成了生命的唯一意义,唯一立足之地。贾宝玉对于青年女性的普遍性的痴迷,已把异性之间的情感升华为诗意的、纯净的美感,使之可以成为无意义的人生中的意义,成为对抗社会公认价值观的精神力量。这种情感特征更集中体现在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上。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以神话形式--所谓“木石前盟”,所表达出来的象征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耳鬓厮磨而自然形成,又因彼此知已而日益加深的。宝玉曾对史湘云和袭人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指仕途经济)不曾?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但这种爱情注定不能够实现为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所以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木石前盟”被世俗化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最终导致宝玉的出家。--这种诗化的爱情带有先天的脆弱性。

包括黛玉在内的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的女性,在小说中一一走向毁灭——有的被这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的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的唯一净土也不能为现实的世界所容存,所以《红楼梦》终究是梦。在作者笔下,这个现实世界毁灭人的价值,毁灭美的事物,最后只剩下梦幻一般的对于美的事物的执着怀想,但这种执着的怀想给人世留下了深长的感动。

 

四、艺术特色

《红楼梦》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一) 逼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开始告诉读者:“曾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又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然而这部用“血”凝成的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全不觉得它是在呕心镂骨的“辛苦“中产生出来的。这部作品写了那么多的社会生活现象,从封建社会上层的皇亲国戚、王府官衙,到市井巷户、小巷寒门、寺庙妓院,一直伸展到村野农家……出现在书中的各色人物,据统计共有四百多人。把这么多的人事安排在一部小说里,不难想象作家曾经费了多少惨淡经营业!实是“字字皆血”。

然而,那许多大大小小、彼此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画面在《红楼梦》里展开时,却是显得那样的层见叠出,而又从容自如。读着这部作品,完全不需要为它的繁多的头绪而费心思忆,只需愉快地跟着作者的笔触,有如坐在一只随风飘去的船上,看着那些山、水、云、树……互相连结而又多姿多态地交映而过。一切,是显得那样的天造地设,自然浑成。生活,在《红楼梦》中的“再现”,好象并没有经过作家辛苦的提炼和精心刻划,只不过是按照它原有的样子,任其自然地流泻到纸上;就像一幅天长地阔的自然风光,不加修饰地呈现在窗子前面一样。

这种妙夺天工而又不露人巧地反映生活特色,使我们在《红楼梦》里几乎看不见虚构和夸张,好像一切都是“追踪蹑迹”地照实摹写下来。实际上艺术离不开虚构和夸张,只是由于《红楼梦》是以所谓“亲睹亲闻”“生活经验”作为创作的基础,而又经过艺术上反复锤炼,所以它能把夸张、虚构这些为创作不可缺少的艺术运用到天衣无缝的境地,以至只见它的自然逼真,而不见人工斧凿之痕。虽然作者在书中一开始就声明那不过是“假语村言”,可是那些“假语村言”竟好像比生活本身还要真实,还要有迹可寻。无论是人物的活动或情节的发展,都有它可以经得起深究的生活根据,仿佛一切都已经在生活中安排好了,作家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照实地记录下来。

总之,表现的真实自然,象生活本身那样。逼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这是《红楼梦》艺术上的大特色。

(二) 复杂而又完整的结构布局

《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其情节结构可分为四大部分。

从第一回到第五回是序幕,暗示创作意图,介绍主要人物,为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准备。第一回是从苏州写起的,序幕拉开时,出场的引线人物是甄士隐、贾雨村,意思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这表明小说是艺术创造,而非真人真事,这样写还可以避免触犯封建统治阶级的禁忌,不至于遭到当时日益频繁和日趋险恶的“文字狱”的迫害。第二回通过贾雨村和冷子兴的一席对话,介绍了即将出场的贾府人物,点明了贾府中充满矛盾的现状。第三回从贾雨村引出女主角林黛玉进入荣府,主要人物纷纷出场,并巧妙地安排了宝玉和黛玉的初次会面,两人一见钟情,拉开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序幕。第四回笔锋一转,用“护官符”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来历,提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引出薛宝钗进入贾府,埋下了政治联姻的伏线。第五回用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写“太虚幻境”,通过“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判词和套曲,点出“色空”、“情灭”等悲剧性主题概念,预示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结局。

从第六回到二十三回是第二部分。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正式开始的。对照前五回的序幕来说,刘姥姥的出场才是正剧的第一幕。作者是把刘姥姥作为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见证人来写的,她在小说中三进荣国府,正好经历了贾府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在艺术结构上贯穿始终,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对此,小说中作了这样的叙述:“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是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第六回)这个纲领和头绪,便是通过刘姥姥引出一系列主要人物和各种事变。由王熙凤到秦可卿,由秦可卿之死到王熙凤弄权,接着写元妃省亲,然后写宝玉和众姐妹搬入大观园,从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等人的纠葛中理出了爱情关系的线索。

从第二十四回到七十四回是第三部分,写了宝、黛爱情的发展,也写了四大家族由盛而衰。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在层层矛盾中逐步滋长起来的,这条主线由四组矛盾交错构成:一是宝玉和黛玉初露心迹后的相互试探,“每每或喜或怒”,“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二是受到薛宝钗的干扰和牵制,产生了“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冲突;三是袭人的破坏,她代表四大家族的利益,对宝、黛爱情的发展进行监督和阻挠;四是王夫人和贾母的直接干预,压制了婚姻自主的美好理想。通过这些爱情纠葛,小说中还同时反映了家族内部的你争我夺和叛逆者的反抗斗争。如第二十五回写赵姨娘暗害宝玉和凤姐,三十二回写金钏投井,三十三回写宝玉被打,四十六回写鸳鸯抗婚。第五十三回写乌庄头交租,反映了农村的凋敝,也说明贵族家庭坐吃山空,陷入了经济危机。从此以后,四大家族的内部矛盾公开化,探春和生母吵翻了,司棋又大闹厨房,王熙凤逼死了尤二姐,尤三姐被迫殉情。“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便是贾府走向衰亡的标志。

从七十五回到一百二十回是第四部分,宝黛的爱情由于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而被扼杀,贾府的内外矛盾到了总爆发的境地,主要人物也都堕入悲剧境地。如七十六回写晴雯之死,八十三回写元妃病危,八十七回写黛玉焚稿,一百零五回写贾府被查抄,一百十回写贾母寿终,一百十四回写王熙凤死去,最后是贾宝玉与封建家庭决裂,随和尚出走。

在《红楼梦》的总体结构中,头绪纷繁,纲领极多,从苏州写到扬州,从南京写到神京,从甄家写到贾家,从贾家写到史、王、薛家;不仅揭露了贵族家庭的内部矛盾,也反映了农村和市井间的社会问题;四大家族上上下下的人物有七百多个,一连串的变故层出不穷。而《红楼梦》作者写来却丝丝入扣,分毫不乱,层次分明,脉络连贯。《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与家世衰落这两大主脉几乎是不辨主副地交织在一起,情节相互生发,逻辑互为因果,表现了作者驾驭情节结构高超的艺术才能。

(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塑造。作者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当然有喜有憎,但他完全避免了浮浅的夸张和概念化的涂饰,而以深入的体察和天赋的灵感为凭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内含及其在不同生活状态中的复杂情形。在八十回的篇幅中,有上百个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活动,而无不自具一种个性、自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光彩。哪怕是出场很少的人物,竟也是写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足以显示作者的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这里仅就林黛玉的形象作些分析。

林黛玉出身于一个业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亲手里便已不能袭爵,只能从科举出身,做官做到巡盐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黛玉没有兄弟姐妹,门庭单薄。母亲的早逝使她人小失去母爱,同时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授课也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十分有限,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憎分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只好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去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

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她遇着热烈、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有了默契,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发现了自己,在自己以灵上照见了对方。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初恋时的缠绵和牴牾都还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自林黛玉扬州奔丧回来,他们的恋爱进入热恋时期,他们爱情的思想原则逐渐明晰和自觉起来。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执著而强烈地向贾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情感的严肃和专一。她或喜或悲,为的是弄清贾宝玉是否对自己真心,两人情感一旦得到确认,她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贾宝玉的不放心转而对恶劣环境的深沉的忧虑。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三个方面与封建势力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情感基础--叛逆思想--又与整个封建制度相对立;再有林黛玉已经衰败的家庭背景和本人个性、健康状况,也决不可能为讲究“门当户对”、满脑子利害打算、竭力从婚姻关系中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封建家长所接纳。因此,爱情的结局必然是悲剧。敏感多病的林黛玉挣扎着,一心想得到幸福自由的生活,但环境是那样的虚伪和险恶,她的幻想破灭了,眼泪流尽了,终于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恨永远地离开了尘世。

曹雪芹塑造的林黛玉形象,体现了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这种美学境界显求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黛玉形象本身的悲剧美,二是通过这个形象反映出来的作者的艺术情趣和审美理想。可以这么说: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既是封建社会名门淑女悲剧命运的现实写照,又是中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所涵养出来的艺术典型。

人品的外表神态与内在素质的一致,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黛玉形象的美学准则。书中极力描写黛玉的容貌才情出类拔萃,行止见识超越群芳。她外形秀丽,明艳动人,内心坚贞,不同流俗。与封建教条“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反,她绝顶聪明,文才出众。对她的美,作者一方面通过内心描写和行动来显示,同时也借书中人宝玉的主观视角和和感受来描绘,感情色彩很浓。如第三回写宝玉初见黛玉的美感是:

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看见过的。”(第三回)

这段叙述除了极力表现林黛玉外貌的美丽,点出她娇弱的身体状况和略带悲切的情感特征外,更从“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一句看来不合情理的“疯话”中挑明了黛玉就是宝玉理想中的意中人,深刻地反映出宝玉(同时也是作者)潜在的美学意识和心目中的美人范型。

黛玉形象的悲剧色彩首先是因为伤悼身世造成的,寄人篱下,心理上的沉重压力,在贾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第三回)真是惴惴然有临渊履冰之忧。随着宝黛恋情的发展,封建牢笼下的爱恋相思之苦更加重了她的忧愁。因此,她对自己和宝玉的爱情所受到的压力更敏感。“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第三十十回)。这两种心病交织在一起,使她身负精神重压,缠绵于病榻之间,“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第二十七回)作者还通过林黛玉的吟诗填词,进一步抒发这种感伤情调。如:第二十七回的《葬花吟》,第三十四回的《旧帕题诗》,第七十回的《桃花行》等等。正如宝玉的评论:只有“曾经离丧”的黛玉,才会“作此哀音”。作者是通过这些个性化的伤悼语句,将人物形象诗意化,从而进一步开拓了悲剧形象的美学境界。(显求了黛玉愁、泪、病、瘦的形象特征。)

黛玉的泪是炽烈情感化成的,生活的不幸和爱情的磨难,使她不堪承受。因此,形象特征表现为情感上的多愁、身体的多病、容貌的消瘦,集中体现则是黛玉“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泪,泪是她的形象符号和生命的象征,这既是跟第一回绛珠仙草对神瑛侍者“还泪”的神话相呼应,同时也是爱情受到环境压迫而产生的痛苦和忧伤。

黛玉形象审美理想的体现,除了人物形象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念,还有特定的环境衬托。黛玉所住潇湘馆的千竿翠竹,也隐喻了黛玉的伤怀多泪的形象特点和悲剧风韵。当大观园内海棠诗社成立时,黛玉有一个别名雅号是“潇湘妃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湘妃”和“湘妃竹”皆是有特定的悲剧美学含义的,它源自于上古娥皇、女英痛悼爱人虞舜的早逝,泪下沾竹,竹身形成泪斑的动人传说。曹雪芹为了塑造林黛玉的悲剧形象,特地把她安排在潇湘馆的美学境界内,用湘妃竹来衬托她对景感怀、扶栏垂泪的忧伤身影,取得了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从而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为一种美学境界,潇湘馆的千竿翠竹还是黛玉风神灵秀和坚贞不屈的情操象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竹”素来被视为清高的雅品,以反抗世俗礼法著称的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曹雪芹极其推崇阮籍而自署“梦阮”)。在诗词曲赋中,竹子因有节,耐寒,常作为坚贞不屈、不媚流俗、孤高耿直等优秀品质的象征。因此,潇湘馆竹子,正是主人纯洁、不带世俗功利,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象征。

(四)表现个性、质朴自然、富于诗意和哲理性的语言

《红楼梦》的语言同样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的最高成就。

俗话说:言为心声。《红楼梦》最为成功地通过人物语言来显示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例如:

(张道士送宝玉一个金麒麟)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第二十九回)

此间就这么个小玩意儿,一人说一句,切中人物个性。宝钗自己在这方面就玩过花头,贾母则是对娘家人湘云的偏爱,宝玉一心想着黛玉,对别人(包括宝钗、湘云)不加注意,探春了解宝钗心思却不点破,黛玉最恨别人借物说事,故必欲揭露之而后快。

个性化的语言不仅反映了人物性格,也造成了普遍的情趣。小说中,以凤姐“口里尖快”的特点最为鲜明,最能搞笑,故有凤姐在场,人物语言所产生的情趣也最多。其次是宝玉和黛玉、宝钗之间的爱情纠葛的文字,如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都是这类饶有意趣的典型文字。

质朴自然,既是《红楼梦》整体的艺术特点,也是作者的叙述语言和书中人物语言的基本风格。如鸳鸯骂嫂子道:

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作了小老婆,一家子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爷了。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第四十六回)

鸳鸯的话说得很直白,但却犀利有力,个性鲜明。

《红楼梦》对俗谚的改造和运用一直为人称道。《水浒传》、《金瓶梅》都善于运用俗谚,《红楼梦》则更上一层,它更加贴切,更能反映人物的身份和事物的本质。如刘姥姥形容贾府的财势就用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第六回),第十六回凤姐粉饰自己是“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说那些“管家奶奶们”是:“……‘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到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

《红楼梦》中还插入的相当多的诗词曲赋。这些作品不仅自身艺术成就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都能符合人物的身份、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成为表现人物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又抒发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感慨和思考,营造作品整体的诗意,体现作品的悲剧主题。如《好了歌》(第一回),《红楼梦》套曲十二支,“金陵十二钗”判词(第五回),以及描写黛玉外貌所用的“赞”,宝玉追悼晴雯所用的“诔”等等,……毫无疑问,《红楼梦》称得上是我国唯一一部真正“文备众体”的小说,书中的诗词曲赋,共计两百多篇,其数量亦为中国章回小说之冠。借诗词曲赋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是曹雪芹的大手笔。他在书中描写了擅长诗词曲文的各种人物,其中最为突出、形象最具诗意的是林黛玉。林妹妹以《葬花吟》(第二十七回)、《秋窗风雨夕》(第四十五回)、《桃花行》(第七十回)等为代表的诗词,每一首都是她纯洁聪慧的灵性体现,她短暂的一生是诗词创作的一生。从她前后期的诗词作品,可以清楚看到她思想情感发展的轨迹,她用一首首凄切的诗词谱就了她抵抗压迫、不堪重负的悲歌。

《红楼梦》的语言还富于哲理意味。小说往往能以浅显的俗话说明深刻的道理,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第二回),“天下老鸹一般黑”(第五十七回),“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八十二回),如此等等。这些含有哲理意味的名言给人以生活经验和自然规律的智慧启迪,“话虽是淡的,回想却有滋味”,自然也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五、片断赏析

(一)《黛玉入府》赏析

此回借黛玉进入贾府,通过她一路目中所见,耳中所闻,不仅详尽描写了荣宁二府的格局布置,亦即人物的活动环境,而且第一次生动刻画了贾母、贾氏三姐妹、凤姐、邢王夫人,宝玉黛玉等好几个主要人物,因此可以说“这方是正文起头处,此后笔墨与前两回不同”(甲戌本脂批)。

从艺术结构来看,此回情节的设计同样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如果说第二回“演说荣府”仅仅只是通过冷子兴的口头叙述,使读者对荣宁二府的主要成员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此回则是通过具体生动的艺术描写,使几个主要人物以各自不同的声音笑貌,栩栩如生地走到了读者的面前。这也就是脂批所云“画家三染法”中的第二次皱染,经过这次皱染,几个主要人物便耀然于读者心中眼中了。

在艺术描写上,此回情节也有着许多成功之笔。如写黛玉初见贾母一段:“……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 知是她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这可谓是如见如闻,活现于纸上之笔,也是所谓“颊上三毫”,传神得力。其他如写凤姐出场、宝玉出场,也都是为人所称道的文字。

(二)《凤姐出场》赏析

黛玉刚进贾府,正和贾母等谈论着自己的体弱多病和吃药等事,“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未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来者是谁,作者没有马上交代;但这一声正好像戏曲舞台上角色未出场,先从后台送出一声响亮的“马门腔”,它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来者的三魂六魄给拘定了。真所谓“未写其形,先使 闻声”,作者在没有正面描写人物的笑语声,传出了人物内在之神。

随着后台这一声,一个浓妆的少妇出场了。作者接着用重笔浓彩描绘了其外形特征:“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里,前十数句关于凤姐衣着和外貌的描写,是细腻的工笔画,是实写,而最后两句则是充满了空灵之气的写意画,是虚写;虚实结合,一个有生命的贵族少妇形象合眼如见。

但作者到此还没有交代这位少妇是谁。接下去我们先是听到贾母的介绍:“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这一介绍虽然体现了这位浓妆少妇的性格特征和贾母对她的宠爱,但依然使黛玉不得要领。最后众姐妹告诉黛玉:“这是琏嫂子”,黛玉这才想起昔日听母亲说过的情况,而王熙凤这个名字才最终交代了出来。

凤姐一出场,满屋内便只有她一个人的说话声。她先是赞美黛玉“标致”,顺手就恭维了贾母;接着又为黛玉幼年丧母伤心拭泪,以此来讨取贾母的欢心;等到贾母责备她不该说这些伤心话来招她时,她又“忙转悲为喜”,自责“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然后又以当家少奶奶的身份,一面安顿黛玉,一面吩咐婆子们……至此,读者先闻其声,再见其形,再知其名,再睹其种种表演;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王熙凤,自然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凤姐的出场前后作如许皱染,后文焉得不活跳于纸上!

(三)《宝玉亮相》赏析

紧接着凤姐出场之后,又接写了宝玉出场,“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环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环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

乍一看,这段描写似和凤姐出场出于同一机轴,都是通过了黛玉的耳中所闻、心中所思和目中所见,都是所谓“未写其形,先使闻声”。但实际上作者是有意识地把这两个人物的出场加以对比描写,使之“相映而不相犯”(甲戌本脂批),这正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凤姐出场,“一语未了”,黛玉听到的是“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的笑语声,这一声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凤姐的三魂六魄给拘定了。而宝玉出场,“一语未了”,黛玉听到的首先是“外面一阵脚步响”,接着是丫鬟的回话声。“一阵脚步响”,说明来者是个年青的男性(古代女性走路不可能发出脚步响),且是贾母前受宠爱的人(否则不敢如此大胆放肆),这就非常切合宝玉的身分地位;丫鬟的回话声,一开始就点明了来者系谁,这和凤姐出场时直至最后才讲出姓名来正好前后相映。因此,虽然同是“未写其形,先使闻声”,但同中又有异,且通过了所闻之声的不同,显示了人物身分性格的差异。如果把这两个人物的出场描写调换一下,凤姐出场是听到“一阵脚步响”,宝玉出场是听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的笑语声,那就从根本上失却了这两个人物之神。

不仅如此,两人出场时在黛玉心中所引起的反映也不相同。凤姐出场,黛玉心中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这里,黛玉的心中所思和以后的目中所见是一致的。而宝玉出场,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黛玉的心中所想和实际的宝玉正好适成反照。在此之前,黛玉早就听得母亲说过,二舅母生有个表兄,乃“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她本人入府后,又听王夫人亲口嘱咐:宝玉乃是家里的“混世魔王”,“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一直到宝玉出场前夕,在黛玉心中所唤起的都是这样一种印象。这种在人物出场前一再加以贬抑的手法,一方面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悬念,使读者产生必欲看个究竟的愿望,正如脂批所云:“不写黛玉眼中之宝玉,却先写黛玉心中已毕有一宝玉矣,幻妙之至。只冷子兴口中之后,余已极思欲一见。及今尚未得见,狡猾之至。”(甲戌本)同时,它又和后面黛玉实际的目中所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更衬出了宝玉的神采风韵,脂批所云“这是一段反衬章法”(甲戌本)者是也。如果说凤姐的出场是以先声夺人取胜,那么宝玉的出场则是以强烈的悬念和反差见长。

(四)《乱判命案》赏析

贾雨村刚到任上,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金陵一霸薛蟠为争买被拐卖的香菱,纵容豪奴打死了冯渊,贾雨村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从门子处得悉其中利害,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此回情节之设,一方面是出宝钗之需要,同时亦是为揭露世途之黑暗。特别是其间通过门子之口所提出的一纸“护官符”,对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门子告诉贾雨村:“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金陵一省的“护官符”即为四句谚俗口碑,下面并注有其始祖官爵并房次: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居八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这里,小说借一纸“护官符”,提出了贾、史、王、薛四个典型的封建家族,它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盘根错节,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相互结成了一张庞大而错杂的封建关系网。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呆霸王”薛蟠打死人命而被贾雨村“就中维持”这一具体事件,就相当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正如戚本的一首回前诗所指的:“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此回于抨击封建吏治实是重要的一笔。

此外,甲戌本在门子介绍“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正文旁,又有行侧批云:“早为下半部伏根。”这实即提醒读者:四大家族的“荣”、“损”乃是一部小说之“根”,《红楼梦》的下半部就是围绕了这条“根”而展开的。所谓“荣”、“损”,亦即兴衰,这为我们理解小说是写封建家族兴衰史也提供了启示。总之,这一回亦如前五回的其他几回一样,在《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五)《宝钗扑蝶》赏析

此回情节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及行动的描绘,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人物活动的场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不可多得的仕女画。

文中描写那宝钗一路逶迤来至潇湘馆,想找黛玉一起来玩,“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想毕,抽身回来。这里,作者通过对宝钗内心活动的描写,显示了宝钗处事的谨慎和考虑问题的精细周密。这和宝钗平和、稳重的性格是十分相契的。但是,宝钗的性格又不是单一的,接着作者写宝钗“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下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这段描写,使人物的性格显得丰满,因宝钗虽是平和稳重,但毕竟是个少女,少女那种天真活泼的情趣,也会在她身上表露出来。

从作者对宝钗扑蝶的细节描写来看,作者先写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将蝴蝶飞舞时的形态,描写得十分逼真。这不仅为我们增添了绘画美,而且十分自然地引出了人物活动:“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这样的人物行动描写,不仅显得真切、动人,而且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

(六)《黛玉葬花》赏析

此回写黛玉因将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而独自悲泣。至次日,又恰遇饯花之期,众姐妹在花园内玩耍,唯独黛玉却因满地落花,勾起无限伤春愁思,因把那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已,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听了竟恸倒在山坡之上。

这是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情节场面描写,其新意有三:其一,是借葬花之举渲染伤感的气氛,这不仅别出心裁,而且对表现黛玉这样一位闺阁千金的伤感之情是十分贴切的。其二,以黛玉吟诗来抒发其内心的孤独和伤感,更能打动读者的心。畸笏叟曾作批语曰:“余读葬花吟,凡三阅,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加批。”其三,以宝玉作陪衬,更加突出了黛玉的悲伤,作者写宝玉因听了黛玉的诗而恸倒在山坡上,这虽是淡淡的一笔描写,但却比直写黛玉更有感染力。

从情节结构来说,作者在描写宝钗扑蝶之后,接着又写黛玉葬花,这对于表现宝钗和黛玉的性格特点来说,正好起到了相互映衬的作用。这两段都是十分典型的情节描写,宝钗扑蝶,作者通过宝钗喜悦之情的描写,显示了她平和、开朗的性格特点。而黛玉葬花,则通过悲伤气氛的描写,表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这样的对比,使宝钗和黛玉的性格特点表现的更加生动、鲜明,使人读后难以忘怀。

(七)《筵席笑声》赏析

刘姥姥事先受了嘱咐,为了“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在宴会上故意出洋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最难得的是曹雪芹写大家都在笑,但笑得各不相同,笑得非常个性化,笑得很合乎人物的身分地位、性格心理,及至年龄和体质状况。

当贾母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同时自己“鼓着腮帮子不语。”众人听她这几句话,看她这副可笑的模样,“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唷’!”小说写这两人最先作出这样的反映是很合理也是很真实的。这两位都是聪明过人的姑娘,但她们又不同,湘云颇有男孩儿豪爽不羁之风,所以她忍不住笑时就把口里不及咽下的“一口茶都喷出来”;黛玉则素来体质纤弱,所以气都笑岔了,肚子也笑疼了,于是“伏着桌子只叫‘嗳唷’!”但同样也是笑得肚子发疼的惜春,则是“离了坐位”,拉着她奶母叫“揉揉肠子”,因为年幼的惜春是有奶母在旁随时照顾的。

作者写“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也很形象生动,薛姨妈在座上是属于上一辈的人,连她也不能自持,竟象湘云姑娘那样,把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而被薛姨妈口里的茶喷湿了裙子的探春,又不由自主地笑得把手里的茶碗合在她姐姐迎春的身上,可见把迎春的衣服也弄湿了。这连续性的动作反映出人们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写“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叫‘心肝’!”也极其简约而又准确地写了同这一老一小的神情动作,贾的欢乐心情和宝玉的撒娇神态,跃然纸上。至于写“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说不出话来”,更是传神之笔。王夫人想到这笑的一幕必定是出于凤丫头的促狭,但这既能博得婆婆和大家的欢乐,而又无伤大雅,也就不必深责,何况这时她自己也被笑的力量压倒了,所以她便只能“用手指着凤姐儿”而“说不出话来”。这种描写使人仿佛听到她的笑声,看到她的手势,还联想到她当时那种愉快的微妙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形象突现了出来了。

恩格斯是很重视小说“细节描写的真实”(《致玛·哈克奈斯》)的。他又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反映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致斐·拉萨尔》)正因为曹雪芹绝不是一般地写他笔下的人物都在“笑”,而是具体地富有个性地写出人物各自在“怎样笑”,这就使得一段短短的细节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感、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从而形成一种巨大的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使读者对《红楼梦》里那次宴会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八)《湘云醉眠》赏析

宝玉过生日,恰巧宝琴、平儿、岫烟也是这天生日,因此虽然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但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凑了分子,在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内,摆下宴席,给宝玉等人祝寿。而且,“正因为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人管束,便任意取乐”,众人猜拳行令,“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紧接着就引出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妙文:“憨湘云醉卧芍药”。

这段文字不长,从小丫头笑喜喜走来报信,到湘云醒来吃了酽茶,衔了醒酒石,喝了醒酒的酸汤,不过四百余字,但却描绘了一幅有声,有色,有花香,有动,有静,有梦境和诗意的少女春睡图。山石僻处,青板石凳上,湘云醉卧花丛。空中弥漫着花香,一群蜂蝶闹攘攘的围着。这里是安祥宁静的花的世界。只有蜜蜂轻轻的嗡嗡声,湘云在梦中“唧唧嘟嘟”的说酒令声,最后是众人吃吃的笑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和湘云的梦。这里是落英缤纷的花的世界,芍药花飞,洒在湘云酒醉的脸上和华美的衣襟上,连掉在地上的扇子,有一半也已埋在落花里。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境界啊!这是有声的画,诗与画的结合,是一曲《睡美人》,也是曲《花之圆舞曲》。

美的图画中有美的意境,也有美的性格,醉眠花丛,香梦沉酣的正是也只能是热情爽朗,不拘礼节的史湘云,不是也不可能是林黛玉或薛宝钗。林黛玉只会葬花埋香,吟着伤感的《葬花词》。举止娴雅,品格端方的薛宝钗也不可能像史湘云这么浪漫。只有史湘云,只有吟着“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对菊》)和“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如梦令·柳絮》)这样诗句的史湘云,才有这般豪爽的雅兴。也只有史湘云,才这样洒脱不羁。她是醉了,但不是酩酊大醉,颓然醉倒的。她只是有几分醉意,想纳凉避静,来到花丛;又怀着美好的诗情,用鲛帕包了芍药花瓣为枕,在青板石凳上躺下,不觉悠然入梦。在梦里还念念不忘说酒令,真是憨态可掬。“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这酒令也像她的心胸一样的清朗旷达。这梦是史湘云的梦,这意境也是史湘云的意境。曹雪芹不光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的图画,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的性格,美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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