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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者对话――《歌德谈话录》导读
2009-10-04 00:00:00 来源: 作者: 【 】 浏览:836

与智者对话

――《歌德谈话录》导读

 

 

一、作者简介

歌德(J.W.Goethe,1749-1832)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剧作家、批评家,他同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一起,并称为欧洲四大文化名人。歌德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他从幼年时期起就掌握了许多种现代和古代语言,他对物理、自然科学和历史都有浓厚的兴趣。15岁时歌德入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后来在史特拉斯堡完成了他的学业。他很早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青年时代的著作有鲜明的进步倾向,对当时的德国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他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深受我国读者喜爱,还有一本书在我国同样拥有众多的读者,那就是由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J.P.Eckerman17921854),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农村,家境贫寒,14岁还不会看书写字,后来有人资助他上学,学了一些德文、拉丁文和音乐,在当地法院里做些文字抄写和记录工作来糊口。爱克曼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歌德便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他竭力摹仿歌德,按照歌德写诗的风格和习惯创作诗歌。著名的《歌德谈话录》就是根据他的笔记整理成书的,1836年出版后立刻大受读者欢迎,爱克曼因此而闻名遐迩,他自己的诗集和诗论却并不引人注意。

 

二、作品提要

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有关文艺、美学、哲学、政治、宗教、自然科学以及一般文化的言论和活动;全书话题较多,汇纳人生百态,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该书小的话题涉及养生保健、经营之道、绘画技巧、治学方法等等;大的话题如法国革命、王室政变、古希腊艺术、宗教改革等也有所涉猎;还有关于颜色、植物、地质、气象之类自然科学方面以及应酬、游览和家庭琐事等社会伦理方面的话题。这其中涉及哲学、政治、文学艺术、教育、道德、美学等方面的话题有较多篇幅,这也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歌德谈话录》在我国有朱光潜译本,该书选译了内容健康、易于理解、足资借鉴和参考的部分,约20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9月出版,以后多次重印。

《歌德谈话录》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一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歌德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艺术家必须研究自然、遵从自然,才能写出毕肖自然的作品。文艺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做“自然的奴隶”,同时又必须使来自现实的材料服从于“较高的意旨”,做“自然的主宰”。因此,艺术是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第二自然”,是“自然事物的道德的表现”。二是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他强调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艺和时代的关系,认为伟大的艺术家是由时代造就的,代表了那时代的最高水平而影响后人。伟大的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忠实而生动地反映所处时代的生活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后人对他的讨论可以是漫无止境的。如果时代倒退,艺术创作就倾向于主观而常呈病态;如果时代进步,艺术创作就倾向于客观并产生巨匠。他认为过去时代各民族的文艺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而缺乏相互交流,随着各民族的文艺发展的加快和相互交流的加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三是文艺创作与个性化、想象的关系。他强调文艺创作要遵循个性化和艺术想象的规律。他认为艺术创作离不开想象,艺术家只有借助想象,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然加以重新安排,创造出完美的第二自然;才能为欣赏者提供优美可爱的、生气灌注的审美对象。他认为艺术的特征在于通过特殊去反映一般,即通过富有特征性的具体的感性形象来显现蕴涵在其中的丰富意蕴和理性内容。因此,他不赞成席勒所运用的从抽象概念出发、偏重思辩的创作方法,因为从一般概念出发去寻找个别容易造成一览无余的类型化。

 

三、思想内容

歌德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放弃一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又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那个永远都不会满足的浮士德可以说就是歌德性格的投影。这样,歌德一生都处在矛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我们也就常常不能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就连爱克曼也说,在这样一本书中歌德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有人把这个伟人比做随不同的方向放不同的色彩的多面的金刚石,是极妥当的”。《歌德谈话录》记录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是研究歌德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歌德的思想,我们通过《歌德谈话录》也许能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在哲学思想方面,歌德比较信奉注重人的行动和生活经验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来自于英国,所以叫它“英国经验派”哲学。这种哲学影响了歌德对待学问的看法和治学的方法,它使歌德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一种影响歌德的哲学思想是来自于康德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使歌德相信在我们的感性活动背后,有一种永恒的、抽象的理性。这两种哲学思想让歌德陷入到可怕的思想矛盾之中。相信经验是第一位的和相信理性是第一位的,就是所谓“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歌德既要忙着同意超越人类实践经验的理性,又要强调理性对感性经验的服从,一仆二主,非常尴尬。不过,相对于我们看到的歌德的人生信念而言,他更强调了人的实践行为,反对从抽象的理念来认识事物。我们因此说,歌德身上唯物主义的成分还是比较浓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歌德特别重视从观察自然、认识事物、分析客观材料入手来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方法。他说,自然永远是正确的,而错误是由人犯的。只有亲身体验、认真观察,才会形成正确的认识。他甚至觉得这种立足于客观自然基础上的科学研究使它具备了艺术创作的基本素质,而席勒则缺乏这种建立在观察自然基础上的创作力。在这个基础上,歌德大力倡导一种“综合法”的研究思路,反对以牛顿为代表的“分析法”。歌德倡导“综合法”,是有强调整体和辩证的意思。这在他的文艺观里显得比较有光彩。比如他谈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就一方面讲在作品中必须写出自然的、真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讲,艺术必须超越自然真实。所以,他对Composition(构成)这个词异常反感,在他的感受中,艺术不是“构成”的,而是建立在对生活观察基础上的创造。只讲“构成”,也就是只把艺术看成是各种自然要素或观念要素的拼凑,但是艺术的魅力却来自于内部各要素相互组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它往往会产生一些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在道德思想方面,歌德表露出的人生观是非常积极的。他非常赞赏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式的人物,认为勇于行动、果敢坚毅等等是人生良好的品质。那么,坚强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呢?歌德提出,一个人道德上不断完善起来,就会有一种坚强、充实而富有魅力的人格。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正因为充满了这种人格魅力,才会熠熠闪光。他说,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而拜伦之所以伟大,也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永远感到不满足的性格和爱好斗争的倾向”。他在评价许多艺术家的创作时,常常使用“人格”这个词,这显然和歌德的人生信念密切相关。

在教育思想方面,歌德反对青年人一味扎进书堆之中,只问理性、观念而忽视实践。他甚至希望年轻人活力充沛,多少有点野气。他说:“在我们这里总是要把可爱的青年训练得过早地驯良起来,把一切自然、一切独创性、一切野蛮劲都驱散掉,结果只剩下一派庸俗市民气味。”从这个角度出发,歌德对摧残人性,只会把青年人引入到“玄学思考”中去的德国教育异常反感。他觉得教育应该以培养完全的人为目的。一方面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具有实践的能力,这样才会有完美的人格。歌德希望青年一代要有与坚强完善的人格相对应的强健而有活力的身体。“德国人常把天才想象为一个矮小瘦弱的驼子。但是我宁愿看到一个身体健壮的天才。”他觉得身体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保证,天才更需要良好的身体基础。

关于天才问题,他觉得“天才”是“一切诗的根源”。歌德一方面强调人要有坚强的意志,要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又鼓吹“每种最高级的创造、每种重要的发明、每种产生后果的伟大思想,都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都是超越一切尘世力量之上的。人应该把它看作是来自上界、出乎意料的礼物,看作纯是上帝的婴儿”。按照他的“泛神论”观念,那些有创造性的人的灵魂中存在着“精灵”,显然,歌德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但是在歌德那个时代,“天才论”是一种流行而带有先进意味的思想。大哲学家康德就特别推崇“天才论。”在这种理论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歌德内心中对于“人”的力量、“人”的价值的极力推崇和张扬。所以,他还常常提到“天才”对集体人物的依赖。他说:“我们主要从前辈和同辈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拥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那是一个把“人”看得很高的时代,是一个注意发现和膨胀“个性”的时代,歌德的天才论只是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符。

在宗教思想方面,歌德不相信有超越自然力的、主宰一切的神灵。他对“上帝”这个词进行了一点改造,使它变成他自己理解的意思,那就是人类的道德良心和充实的自然、理性。这些东西到了一个人身上就体现出他所欣赏的那种人的“意志和力量”。歌德基本上是否定宗教的。尤其是当时的基督教会,令歌德比较反感。他愤怒地说:“可怜的教主面对拥有巨资的大主教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从‘福音书’中看到基督那样穷困,他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步行,态度谦卑,而高级僧侣们却乘六匹马的轿车,招摇过市,神气十足。”他觉得教会的反动,还不仅仅是这种僧侣特权,还在于它对人类精神的桎梏。所以,他鼓吹恢复古代希腊的精神,这就是要恢复和基督教不同的异教传统。他看到了科学和宗教的矛盾,他说:“在宗教和道德的领域里,也许还承认神的某种作用;但是在科学和艺术的领域里,人们都相信这里完全是尘世间事,一切都只是人力的果实。”相对而言,歌德看重人的作为,反对神创造世界的观念。但歌德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在对待自然的时候常常表现出一种“泛神论”的思想。宗白华先生用“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来形容这种思想。在歌德的心目中,大自然中处处有神,所谓神,只能存在于花草树木山石溪流之中。这非常像古代的“万物有灵论”。但是,歌德泛神论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不仅仅在人生信念方面。事实上,这种泛神论使他总是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一缕阳光、一束嫩草、清风明月、湖光山色,无不激动歌德的心。这种思想对中国的许多人都有过影响,例如郭沫若、宗白华等。

在文艺思想方面。首先,歌德认为,文艺必须从客观现实出发,仔细观察自然是艺术的基础,他说:“我观察自然,从来不想到要用它来做诗。但是由于我早年练习过风景素描,后来又进行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我逐渐学会熟习自然,就连一些最微小的细节也熟记在心里。所以等到我作为诗人要运用自然景物时,它们就随召随到,我不易犯违反事实真相的错误。”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文艺创作应把握特殊与一般的辨证关系。他说:“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他还指出这就是席勒和他自己的分别所在,席勒从“一般”出发,创作出来的是寓意诗,其中“特殊”只是用来作为“一般 ”的一种例证;而他自己的诗则是从“特殊”入手,在“特殊”中显出“一般”,他认为这种程序才符合诗的本质。认为描写必须将感觉印象加以琢磨,发挥,作生动的再现,尤其要描写个别而不违反真实,作品方能具有生命力,而这种作品旁人无法模仿,这就有赖于天赋、经验、传统和想象。“特殊中表现出一般”这个原则后来经过黑格尔发挥,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就发展成为“典型”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里强调的也正是歌德所指出的分别。歌德认为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是:时代倒退,创作倾向于主观;时代前进,则倾向于客观,并产生伟大的作家;所以必须把握当前及其每一刹那,每一场合,以清新的感情处理现实题材。其次,是文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歌德认为诗人的任务是根据自然“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即艺术作品),所以文艺对自然不应无所剪裁和熔铸,流于自然主义。伟大的文艺家(莎士比亚、鲁本斯)无不热爱真理、热爱自然、研究自然,通过大胆的虚构和想象,使自己的艺术作品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第三,歌德和席勒是首先区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歌德说:“古典诗和浪漫诗的概念现在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许多争论和纠纷。这个概念原来是由我和席勒两人传出来的。我主张诗要从客观世界出发,认为只有这样,诗才是好的。但是席勒是用主观方式写作的,他就认为他走的才是正路。为了反对我和为他自己辩护,席勒写了一篇论文,叫做《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他向我证明,我违反了我自己的意愿,成了一个浪漫派,我的《伊菲格尼》由于感伤气味特重,并不是古典的,并不符合古代精神,像某些人所想的。”第四,歌德论述了作家的素养问题:认为作家的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认真学习的结果;素养就依靠平时的学习,素养越深厚越好,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他须有一颗探求真理的心。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是创作的两个大帮手,但历史和哲学知识不宜在文学作品中占很大的比重,倘若侧重史实或侈谈哲理,就会损坏作品的各个部分。最后,歌德论述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文学本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相互交流,将会出现世界文学的时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每一位爱国诗人的历史地位。

 

四、艺术特色

首先,语录体是最古老而又最实用的文学样式,它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受作者和读者的喜爱,我国古代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和古希腊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可以说是古代语录体的典范之作,而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也可以说是语录体的经典之作。语录体既忠实地保留了作者原汁原味的思想情感,能够符合歌德的原意,又缩小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的情感与思想交流实现最大化,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况且爱克曼是歌德的虔诚的追随者,他为了歌德甘愿做出最大的牺牲。正是这种出于无限敬仰而产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最愿意也最能够深入到歌德的内心世界,将歌德的思想当做他自己的思想,使自己融入到歌德的精神世界中。这就是那些歌德研究专家们相信爱克曼辑录的歌德的“谈话”具有最高可靠性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读者深受感染的原因之一。

其次,日记体是一种开放式的结构,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容纳无限丰富的内容而不必受到主题、题材和体裁等因素的限制。而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采用的正是这么一种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正符合爱克曼的需要,因为爱克曼并不具有出众的创造力,但却具有非凡的感受力和摹仿力。正是这种领悟能力和摹仿能力,使他靠回忆记下来的歌德的谈话、改写过的谈话也可以读出歌德的语气。例如,他能领悟歌德诗歌的精髓,摹仿歌德诗歌写出来的诗简直可以以假乱真。此外,爱克曼是当时惟一从头到尾读过歌德全部作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歌德最后10年的创作,对歌德的生活也有全面细致的了解。正是这些难得的客观条件,使他无论是对歌德其人还是对他的思想与创作,对他的生活与性格、习惯与爱好都有准确深入的了解。在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里,歌德不是躲在他创作的人物和情景背后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作家,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向他人倾吐衷肠的普通人。读者直接地看到了歌德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与世界的关系,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栩栩如生的歌德。

再次,本书语言朴素无华、轻松明快,清新流畅。这既体现了文学大师歌德与爱克曼深厚的语言功力,也显示了译者朱光潜先生高超的语言文字的驾御能力。如写歌德最后一次长谈,从哲学、宗教、人生到艺术,从人类的苦难到上帝的拯救,歌德的话里充满了对人类的爱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番深刻睿智、激动人心的话写完了,爱克曼写道:“歌德说完就默默无语了,我把这番教导铭刻在心中”。就这么一句话,却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情态。又比如歌德在18251225日的谈话:歌德说,“游览这些小图使人感到震惊。由此人们可以初次认识到,莎士比亚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而且显得多么容易,多么自由!”

又说“他(指莎士比亚)太丰富,太雄壮了。一个创作家每年只应读一种莎士比亚的剧本,否则他的创作才能就会被莎士比亚压垮。我通过写《葛兹·冯·伯利欣根》和《哀格蒙特》来摆脱莎士比亚,我做得对;拜伦不过分地崇敬莎士比亚而走他自己的道路,他也做得很对。有多少卓越的德国作家没有让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压垮呢!”“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来装进盘里。”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歌德的语言非常朴实,生动形象,而且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如何继承优秀的文学遗产问题,如何向伟大的作家学习的问题。

尽管书中无论记载的谈话还是记叙的情景,都可能有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地方,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即使是自己撰写的自传也很难保证所写的一切都完全符合事实。尽管书中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读者读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有批判的眼光,而这一点正好也是爱克曼所希望的。他说:“如果读者要理解一位作家,他自己就得有创造性。如果他读一本书不能有所创造,那这本书就是死的。”总之,这是一部思想内容深刻、语言幽默轻松,值得一读、大有裨益的书,翻开这本书,我们如同在聆听一个智者温和而亲切的声音,如同感受到了他那睿智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他那深邃的思想将涤荡着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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