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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基本特点的一点认识
2014-07-02 15:23:03 来源: 作者: 【 】 浏览:667

——对顾黄初先生呼吁的一个回应

刘 孝 学*

 

 

 

在当代语文教育界,顾黄初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成就、有影响的语文教育家。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关于语文教育的科学化离不开民族化的思想。

早在1982年,顾先生在全国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讨论会上发言,就明确宣告:“鲁迅先生在论述文学创作的时候曾经说过,文学创作愈有地方性,也就愈有世界性。换句话说,世界文学宝库的丰富性就在于它包容了千姿百态的具有世界各民族独特风采的民族文学的缘故。语文教育也同样如此。在我们探索语文教育科学化道路的时候,一方面固然要学习国外一些先进的语文教育理论,从他们的成功经验中汲取养料,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要认真研究我国民族语文的特点及其传统的教学方法,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学的体系来。”[①]

1983年,顾先生在《“出路”在于改革》一文中又一次指出:

客观事实既然是这样,那么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只能是:因为我们的语文学科向来不被人们当作是一门科学;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还始终没有能完全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突出的表现就是忽视汉字、汉文特点的研究,忽视听说读写规律的研究,忽视语文技能的严格训练。[②]

在1997年由《北京文学》引发的那场语文教育大讨论中,语文教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面对种种责难,顾先生心平气和地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语文教育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健康的。在谈及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对策时,顾先生明确地提出要做好三项基础工作:“一是把汉语汉文的特点和运用规律真正研究清楚”;“二是把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利弊得失真正研究清楚”;“三是把现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真正研究清楚”。[③]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顾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科学化离不开民族化的思想,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本文拟就作为“三项基础工作”之一的研究汉语汉文的特点谈一点学习心得。

 

 

人类社会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人类智慧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已经发达到几乎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地步,惟独对于人类自身的奥秘不甚了了,正如雷抒雁的诗《人之谜》所写:“人类可以飞进银河/人类可以跨进月球/可以打开粒子、质子严密的门户/可是,谁能弄清人们自己?”例如,人类可以探索太空的秘密,而对于自身的大脑却知之不多。又如,学校里诸多课程,大多目的明确,性质清楚,有规律可循,教学效果不错,惟有与国人最亲近的语文,讨论了一个世纪了,连它的性质、目的、任务都没有搞得太清楚。莫非越亲近的反而越遥远、越熟悉的反而越陌生吗?顾先生大约是有感于这一“悖论”,才特别关注汉语汉文自身的特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把汉语汉文的特点和运用规律真正研究清楚”。

如果以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现代汉语又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使用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已经很深刻、很透彻了,那就错了。实际上,我们现行的汉语语法理论可能与汉语的实际情形相去甚远,语文课教的语法知识,于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并无多大的助益。不妨举一二个例子来说明。

先说汉语的“词”。顾先生已经注意到:“汉语文以单音节词为基础。一个汉字可以同时是一个词,即单音节词。”[④]如果进一步思考: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究竟是“词”还是“字”?或者说,在说汉语的人们的心目中,究竟有没有“词”这样一种语法单位?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字”?人们一般都以为,写出来供人看的才是字。其实,“字”首先是供人说的。譬如当我们和一个急性子的人对话,我们提醒他:“你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小学课本有一篇课文写刘胡兰的故事,其中写道:“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刘胡兰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上引几个例子中的“字”,都不能换成“词”。又如我们常说作文要“文从字顺”,要“字斟句酌”,读文要“咬文嚼字”,——这里的“字”也不能换成“词”。再说,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与非词没有明确的界限,要指出一段文章中有多少个词,恐怕难以有一致的答案;而要指出一段文章中有多少个字,目不识丁的人也能数出来。可见在说汉语的人们的心目中,“字”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或者说,汉语是以“字”为本位的,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

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汉语的这一显著特点。吕叔湘先生在1964年曾经说过: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里分析语素。……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⑤]

他以后还两次提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之所以还需要保留词这个概念,那是由于将来实现拼音化,词儿需要连写。”[⑥]

赵元任先生从1968年开始怀疑汉语中“词”的存在。1975年他在《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一书中,用大量语言事实分析了字和词的相似性和区别性之后,认为“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根据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至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他还说:“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印欧系统中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明确的对应物。”“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想到的是‘字’。”[⑦]

在明确了汉语以“字”为本位这一基本观点以后,进一步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

其一,既然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为什么会有“词”这个概念呢?在汉语里,“词”的基本含义是言辞、文辞、话语,如“词不达意”、“理屈词穷”、“陈词滥调”、“义正词严”、“强词夺理”等等;“词”的另一含义是指韵文之一体,与“诗”、“曲”、“赋”并提。“词”作为一个语法概念,所谓“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是从西方语言学里借来一套语法术语,外加给它的。

其二,既然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不存在“词”这一级语法单位,那么,字以上、句以下的比较稳定的结构,称作什么呢?已有学者提出,可称为“字组”。字组的分类,按字数多少可分为二字组(祖国、美丽)、三字组(人民币、地球村)、四字组(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等等;按结构的稳定程度可分为:紧密型字组(学习、身体、空气、宇宙)、松散型字组(读书、唱歌、游泳、鞠躬)、固定型字组(丰功伟绩、人杰地灵、大张旗鼓)、临时组合型字组(名山胜水、青山绿水、碧山秀水、穷山恶水、荒山瘦水)。这样一来,长期纠缠不清的字与词、词与语素、词与词组的区分,都不再成为问题了。而让学生去识别“游泳”是一个词还是一个词组,似乎没有太多的必要。

顾先生曾经注意到:汉语词语的组合比较灵活,不同的组合往往表达不同的含义。他还举例:“长日夏凉风动水”,颠倒为“水动风凉夏日长”,意思不同,都是佳句。如果确立了字组的概念,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以字的排列组合来表达概念,是汉语的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因为排列组合是开放性的,所以汉语不仅可以用不同的汉字组合来表达不同的概念,而且可以用相同的几个字变换排列次序来表达不同的概念。例如:

科学——学科 文人——人文 语言——言语 本文——文本

故事——事故 机关——关机 大人——人大 职称——称职

虚心——心虚 计算——算计 罗网——网罗 家人——人家

汉语中,以字的灵活组合来表意这一个特点,使得我们能够用数量有限的汉字来表达层出不穷的概念,如电脑、激光、地铁、手机、空调、机器人、克隆人、爱滋病、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可视电话、恐怖分子,等等。不管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如何迅猛发展,我们都可以从容应对,游刃有余,不必为另造新字而犯愁。汉语这种以旧字组合表达新概念的本事,是足以让其它语种望尘莫及的。

 

 

顾黄初先生说过:“现代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等,研究对象都是一般语言的共同特点及其运用规律,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汉语语义学、汉语语用学等等,研究对象则是汉民族语言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二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思考语文教育问题都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后者,尤其有用。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往往忽视对汉语汉文本身的特点的研究。”[⑧]

顾先生这一番话,是对我国汉语研究状况进行了冷静思考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用西方现成的语法框架来图解汉语,甚至到了削足适履的地步(如把汉人普遍认同的“通过……使”、“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等句式硬判为病句,就是例子)。其实,汉字具有顽强的表义性,又无形态变化,这就决定了汉语的运用特点主要是“重于意合,略于形式”,是“人治”的语言,而非“法治”的语言,是不可能处处都遵守“主谓宾补定状”的规则的,拿这个框去硬套,很多场合会遇到麻烦。请看下面的例句:

(1) 鸟吾知其能飞。

(2) 台上坐着主席团。

(3) 窗户谁叫打开的? (《雷雨》)

(4) 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红楼梦》)

若用西方语法概念来分析这几个句子,句(1)、(3)是简单句,句首的“鸟”、“窗户”是前置宾语;句(2)是无主句,“台上”表处所;句(4)是复合句,前六个分句都省略了主语。——如此分析,似乎不无道理,但是,太牵强附会了,离我们的语言实际太远了!若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这4个句子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话题——说明(评论)”。“鸟”、“台上”、“窗户”是话题,其后部分都是说明。句(4)中,前面两两相对的六个短语共同构成“话题”,“他都占全了”是对话题的“评论”。可见现行语法是把简单变作复杂,把容易化为烦难。当语法分析碰壁的时候,又搬弄出“连动式”、“兼语式”之类来修补,于是,学生为弄清连动式和兼语式的区别又不得不耗费许多工夫。要是遇到下面的句子,又该怎样分析呢?

(5) 丢麦子的事儿,查出个线索来没有呀?

(6) 一锅饭吃十个人。

语法学家对付的办法是:句(5)是不完全句,“查出”之前省略了主语,“丢麦子的事儿”之前省略“关于”;句(6)是被动句,“一锅饭”之后省略了“被”或“可供”。这样一来,这两句话就变成了:“关于丢麦子的事儿,查出个线索来没有呀?”“一锅饭可供(被)十个人吃。”语法规则倒是遵守了,可是,汉语的简洁、明快都丧失殆尽了,谁说话会这样罗嗦呢?把这样的句法知识灌输给我们的学生,还能写出生动活泼、充满灵气的文章吗?难怪有的老师把学生写的“老鼠一头撞在墙上,不省鼠事”判为病句。

事实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汉语语法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受了洋框框的影响,一个词、一个词的加以分析,那就变得复杂而不可究诘了。”[⑨]汉语句法的上述特点,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英国东方汉学家塞斯在80年前就说过:“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弄明白,除非我们不但要把欧洲语言的文法术语弃掉,而且连这一套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也弃掉。”[⑩]几十年之后,张志公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引用了塞斯的话,认为它“发人深省”,“并不觉得过时”。看来,语文教育的高耗低效的弊病,之所以不容易克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的语法理论离汉语的实际太远了。

神奇的汉语,美妙的汉语,我们一来到世界上就以它为思维的工具、表达的工具、交际的工具,通过它我们认识了世界,接受了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受它的恩惠良多。可是,我们对于它的真实面貌,对于它的运用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太少了!顾先生将“研究汉语汉文的特点和运用规律”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课程教材体系的基础工程之一提出来,实在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旨在希望顾先生的呼吁能够引起同仁们更多的关注,有更多的仁人志士为此而付出心血和精力。


* 刘孝学,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邮编:312000

 

[①]顾黄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67页。

 

[②]顾黄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③]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11页。

 

[④]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⑤] 吕叔湘.:《语文常谈》,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⑥] 请参阅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⑦] 请参阅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江明主编:《问题与对策——也谈中国语文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页。

 

[⑨]转引自:申小龙:《文化语言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⑩]转引自:申小龙:《文化语言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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