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首页 -> 顾黄初专栏 -> 顾黄初语文教育思想研究
试论顾黄初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
2014-07-02 15:31:15 来源: 作者: 【 】 浏览:675

陈黎明*

 

尽管顾黄初先生没有专门写作一部带有标志性的理论著作,但他对语文教育有着许多精彩的、乃至鞭辟入里的论述。这些论述涉及到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贴近生活、从实际生活中获取灵感的语文教学观,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的语文教育发展观,这两点构成了他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

 

一、 贴近生活、从实际生活中获取灵感的语文教学观

 

顾先生认为:“教语文就是教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任务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这是中、小学设置语文课的根本宗旨所在。”(《〈语言教学与训练〉序》)[①]为了更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能力,顾先生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和语文教育研究中逐步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无限广阔的实际生活空间。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语言文字是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频繁使用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因此,以培养和训练学生语文能力为己任的语文教学,它同实际生活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应当与生活贴近,与生活沟通。”(《〈大语文教学法〉序》)既然语文与实际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语文教学就必须从实际生活中获取灵感。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谁都知道,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能力,即正确运用语文工具有效地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而语文,作为一种思维的工具和社会交际的工具,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地、广泛地使用着的,语文教学的成败得失,不仅要在课堂作业和各类试卷上接受检验,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要经受‘生活’的检验。因为归根到底,语文教学的规律无非是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在教学领域中的反映。要问怎样‘教’语文,前提是要正确理解并回答生活中怎样‘用’语文。”(《试论语体学与语文教学》,)

正是在“生活”的提醒下,顾先生很早就在《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一文中指出“语文教学工作者如果不去悉心研究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语言工具的情况,并由此领悟到过去教学因脱离实际生活而产生的种种弊端,任何改革设想都难免要落空,即使有时仿佛已经开花,这花也终将因无根而很快枯萎。所以我说,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生活。这是‘根’。”(《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从寻“根”——实际生活中语文运用的情况出发,顾先生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指明了科学而完整的思维方向:“第一,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求语文教学的规律”;“第二,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第三,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

对于第一点,顾先生认为:“探讨语文教学的规律,首先就要研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换句话说,要懂得怎样‘教语文’,似乎就该先懂得在生活中人们怎样‘用语文’。”为了弄清人们在生活中怎样“用语文”这一复杂的现象,顾先生先后从“生理机制、操作方法、时间频率的制约”、“思想、知识、智力的制约”、“目的、对象、场合的制约”等三个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指出上述制约关系“可以认为是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共同规律”,“只要我们用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思维学的研究成果,密切联系实际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不难逐步摸清听说读写本身特有的规律。”

对于第二点,顾先生认为要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就必须摈弃“小语文教学”而坚持“大语文教学”。“所谓‘小语文教学’,就是拘囿于课堂、拘囿于课本、拘囿于教师讲授、封闭在一个狭小天地里的语文教学;所谓‘大语文教学’,就是要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课堂学习无疑是生活的一方天地)组织和引导学生去学语文、用语文,形成开放型格局的语文教学。”(《〈大语文教学法〉序》)因为学生学语文、用语文的大量机会,不是在语文课内,而是在语文课外。语文课上,只是让学生懂得怎样学语文、怎样用语文的某些法则、原理,主要作用在于“知”,真正要让这种“知”转化为“能”,就得靠学生在语文课外运用这些法则、原理于实践,因此要探讨语文教学的规律,“还必须把眼光投向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从中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这些空间,包括学生的“各科学习生活”、“学校课余生活”、“校外组织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是一个以学生语文课堂学习生活为轴心的全方位的生活空间。顾先生认为,这些空间的充分开拓,一方面可引导学生懂得“到处都可以学习语文”的道理,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听说读写,少在内容上不断获得‘源头活水’,而不致流于空疏”。

对于第三点,顾先生指出:“语文教学无论是教材、教法,还是教学手段,都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们都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语文教学的内容汉字、汉语在变化,语文教学的形式也在变化,语文教学的形式也在变化(从旧时学馆的个别教授到后世学校的班级教授),语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更具有新的历史内容,再加上我们现在的教学对象,青少年的思想情况、智力水平和见闻深广程度都是旧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出路”在于改革——致郑天任同志》)因此,必须“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顾先生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听说读写教学等各个方面均作了高瞻远瞩的规划。就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而言,顾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用‘文道统一’来解释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其中的‘道’,被规定为“政治思想教育”,应该说,这样的解释,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从现代生活中语文工具实际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已经不仅是交流政治思想的工具和传播政治信息的工具。因此,‘文道统一’中的‘道’,也不仅仅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它的内涵应该更广泛,应该包括伦理道德教育、人生哲理教育、科学思维教育、审美情感教育、治学精神教育、人际关系教育等等。”“而且,语文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几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紧密联系着,它涉及的内容也必然延伸到所有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概念和方法等等,这些被语文承载和传播的信息,都应该属于‘道’的范围。”(《论语文教育研究的“三个面向”》),在《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这篇重要论文中,顾先生还从阅读教学、作文教学、口语交际等多个方面,对现代生活未来发展的趋势及其对语文工具运用的新需求作了科学的预测,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从“贴近生活”出发,顾先生不仅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指明了科学的思维方向,而且就如何从生活中获取语文教学的灵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范例。如针对长期以来作文教学的低效率问题,顾先生就依据“人们实际生活中写文章的自然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作文教学的新路子。顾先生指出:“实际生活中人们写文章总要经历构思、起草、修改这样三个过程,而以往学校中的作文教学大都抓的是‘起草’这一环节,而忽略了‘构思’和‘修改’的训练。因此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设想:能不能在作文教学过程中创设出‘构思训练课’、‘起草训练课’和‘修改训练课’这样几种不同的课型来呢?如果可以这样试行,那么作文教学就不再是‘半截子训练’,而是符合实际写作‘自然过程’的‘全程训练’了。”(《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跋涉—-就新时期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答编辑部问”》),顾先生据此认定:“过去的作文教学与文章产生的自然程序不合,它只是‘半截子训练’,而不是‘全程训练’。我们现在要改革作文教学,似乎应该在作文的全程训练方面开拓出一些新路来。”(《注重作文的全程训练》)

总之,贴近生活、从实际生活中获取教学的灵感,可以看成是顾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长期以来(包括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我们的语文教学往往因脱离实际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种种弊端,顾先生的这种思想无疑将对我们探索当今语文教学改革之路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的语文教育发展观

 

顾先生认为:“教育的本身,从本质上讲,总是面向未来的,服务于未来的。因此,语文教学无论是教材、教法,还是教学手段,都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们都需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也就是说,顾先生的语文教育观首先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在50年从教的生涯中,顾先生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对语文教学做贴近实际生活的探索,对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做科学的预测规划。他指出:“从总体上预测,我国未来的语文教育是要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情操,能适应世界先进科技发展需要,善于全方位、多渠道敏锐地吸收语文信息并经过消化、转化而准确传送以至创造性地运用语文信息的多层次人才。”(《论语文教育研究的“三个面向”》)他认为:“语文素质是一个历史概念。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语文素质要求跟18、19世纪不完全一样。那些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部分,可以看作是语文素质中的稳定性因素;那些因时代发展需要而更新的部分,就是语文素质中的时代适应性因素。”“以‘说话’为例,面对21世纪,人际交往越来越广泛和频繁,社会对公民的口语交际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越来越高’的要求,就是时代适应性因素。再以‘阅读’为例,与阅读相关的眼视能力,过去以视读面文字为主,现今却要求兼备视读屏幕文字;过去以视读书面文字,固然需要有一定的速度,视读屏幕文字,更需要具备快速扫视的能力。”(《语文学科教育改革刍议》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于改革,在于立足崭新的现实,吸取当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批判继承我国语文教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民族化的道路。”(《‘出路’在于改革——致郑天任同志》)

引人注目的是,顾先生与时俱进的语文教育发展观,是与他“在继承中创新”的语文教育改革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语文教材教法研究人多还停留在横向的展开上,而缺少纵向的溯源的搜寻。顾先生当时就直觉到:“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悠久的丰富的历史传统”,要发展今天的语文教育就必须在研究的基础上作批判的吸收。为了探寻前人留下的丰富而珍贵的遗产,作为“先觉”之一的顾先生,耐得寂寞,筚路蓝缕,艰苦跋涉,披沙捡金。经过20多年的探寻发掘、耙梳整理,顾先生先后对蔡元培、刘半农、梁启超、胡适、王森然、黎锦熙、夏丏尊、朱自清、陈鹤琴、艾伟、阮真、于在春、张志公等前人,尤其是对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作了客观全面的总结,对20—30年代的语文课程标准、五四时期的程序教学研究、设计教学法在小学语文科的尝试、道尔顿制在中学语文科的实验、语文科的教学方法、民国时期的语文教科书、陕甘宁边区的国文教科书等作过潜心的研究,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作过实事求是的描绘,对20世纪前期、后期的重要语文教育论著、大事做过系统的梳理编辑……在包括顾先生在内的一批学者的努力之下,语文学科教育史的脉络已清晰可见、语文教育发展的规律已逐步显现。

顾先生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如果没有关于该学科的‘史’作为依托,那是可悲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贫瘠”的十地上继续耕耘》。)同时认定:“研究‘史’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我们的珍贵遗产和优秀传统,更是为了明确我们今天研究的起点。”继承,当然是对传统优秀思想的继承,顾先生对此有着深切的理解。他认为:“传统,本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按照字面理解,传统是指历久沿传下来、具有某种特点的观念和做法,它体现在许多社会因素中……那么这‘历久’,究竟有多久呢?究竟是经历了多长时间的观念和做法才称得上传统呢?时间跨度似乎可以长达几千年、几百年,也可以短到几十年甚至十几年。长达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可以算是‘民族的古老传统’;可是,近百年或几十年形成的传统,就未必纯粹是‘民族的’了,其中难免(甚至可以说是必然)掺入了‘舶来品’。”(《传统,需要科学的反思》)传统既然不仅仅是纯粹“民族的”,那么,顾先生“在继承中创新”的继承,当然就不仅仅是对中国前人优秀思想的继承,当然还包括对外来有益思想的容纳。他曾告诉我们:“面向世界,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敢于并善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论语文教育研究的“三个面向”可以说,正是这种宽广的胸怀,使得顾先生的教育思想更加丰富。如在谈到作文教学如何“贴近生活”这一问题时,顾先生指出:“国外的一些教改动向值得我们注意。在日本,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写作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从生产和科研需要出发,注重培养学生写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这类综合性说明文的能力。在法国,语文教材中也选进了相当数量的科技说明文,为的是要让学生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这类文章的特点和写法,以适应将来从事理科、工科研究工作的需要。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欧美各国相当普遍,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趋向。”(《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

在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上,顾先生指出:“继承的目的不是为了袭旧而是为了创新,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又必须以继承为基础和前提。创新者的头可以高昂在云天之外,而他的双脚却必定牢牢地站在大地之上。”(《在继承中创新——学习刘国正语文教育思想一得》),“对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我们还得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去进行分析,从而看清楚它发展演变的脉络,这样才能弃所当弃,取所当取,避免简单化的偏颇。”“传统,需要科学的反思;革新,需要在这种科学反思的基础上的不断探索和坚韧实践,这就是结论。”(《传统,需要科学的反思》)也正是由于深得“在继承中创新”的精髓,顾先生在涉及到语文教育的性质任务,语文教育目的论、教材论、教法论、教师论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发人深思的开拓。如在对教科书编制的思考方面,顾先生就指出:“传统的教育观,编辑的着眼点是便于教师的‘教’,不是便于学生的‘学’。现代的教育观则不同,它把课本既视为‘教本’,也视为‘学本’,而且更主要的是‘学本’,编辑的着眼点不单是便于教师的‘教’,而且便于学生的‘学’。”(《新编课文怎样才有竞争力》)“人们历来还把教科书叫做‘读本’,是提供许多好文章让学生跟着教师读的‘读本’,其实它更主要的应该是‘练本’,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学习和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训练自己语文能力、发展自己德识才学的‘练本’。‘读本’,要选大量好文章来读,是一种编法;‘练本’,是按照人们形成语文能力的规律安排有序而有效的训练,又是一种编法。”(《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跋涉——就新时期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答编辑部问》)在阅读教学方面,顾先生首先继承了叶圣陶先生主张把整个阅读教学过程处理成“学生独立阅读”和“师生集体阅读”相互结合的过程的思想,进而将精读一篇课文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预习”,“报告与讨论”,“练习”;紧接着又将“预习”的指导工作归纳为两个方面——“读书方法的指导和读书所应领会的内容的提示”,将“报告和讨论”的指导工作归纳为“问”、“点”、“串”、“结”四个方面,将“练习”的指导归结为“不满足于什么孤立的释词、造句、填空”而应当讲究“综合”。(《对于阅读教学的思考》)在作文教学方面,顾先生首先了解到“许多有识之士对一味追求读写数量的传统做法早已表示过怀疑”,进而认为“在作文训练的数量上,在初中阶段课内作文不妨稍多些,但也不宜多于每两周一篇:同时配之以课外自由练笔的指导。随着学年的递升,课内作文的篇数可以逐渐减少,而对这有限的几次训练,必须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充分准备、过细推敲、反复修改,实行一题多作或一作多改,务求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同时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练笔的机会。这样做,也许可以在不增加学生过重负担的情况下真正提高作文教学的效率。”(《“多读多写”辨析》)

顾先生教书育人50年,桃李满天下,在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是论著等身、成就卓著,作为一个年轻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我却学习得很不够,唯有“心向往之”。我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学习领会顾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并以此作为搞好语文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新的出发点。


*陈黎明,硕士,聊城大学(原聊城师范学院)语文教学论研究所所长、教授、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点学术带头人。邮编:252059

 

[①]本文除特别说明外,所引黄初先生的话语一依《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打印繁体】【收藏】 【关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