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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顾黄初的语文教育理论探索及其思想
2014-07-02 15:31:57 来源: 作者: 【 】 浏览:601

武玉鹏 曹洪顺*

 

顾黄初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顾黄初先生50年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语文教育事业上的追求,那就是:鉴古察今,全力探寻语文教改之路。在这一追求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为建立汉语文教育的理论体系,推动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的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探寻语文教改之路,首先必须认识语文教育,而全面正确地认识语文教育,绝非易事。只靠读几本语文教育原理之类的书,很难清晰透彻地认识语文教育;只靠参加一点语文教育的实践,也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语文教育。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只能从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没有对语文教育历史清醒的认识,其他一切有关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都会失去根基。顾黄初先生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如果没有关于该学科的‘史’作为依托,那是可悲的,也是不可想象的。”[①]“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来说,在它的领域里是不可能没有‘史’的考察和审视的。”[②]顾先生对语文教育的研究,就是“由史切入,由史展开”的。

1978年以来,顾黄初先生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他的研究几乎涉及到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每一位重要的教育家,每一部有价值的语文教育论著,每一项重大的语文教育实验和改革活动,每一种有影响的语文教育思潮。例如,关于语文教育专家,他先后研究过的有蔡元培、梁启超、胡适、刘半农、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黎锦熙、陈鹤琴等,其中,尤以对叶圣陶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刻。顾先生先后发表了25篇文章,从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活动、语文教育思想、语文课程建设、语文教材观以及如何学习和研究叶圣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一个作为“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全面、立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而确立了叶老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关于语文教育专著和教材,他比较系统地研究过的有:《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蒋伯潜)、《国文百八课》(夏丏尊、叶圣陶)、《写作进修读本》(孙起盂、顾诗灵、蒋仲仁)以及“抗战后方的几种‘特殊’语文教科书”、陕甘宁边区的《中等国文》等。关于教学实验、教法改革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他发表了如下研究论文:《围绕国文课程标准展开的讨论》、《五四时期程序教学研究的勃兴》、《设计教学法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尝试》、《在中学语文科中道尔顿制的实验》、《语文科教法改革面面观》等。

顾黄初先生对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一步步系统化的。1985年,他在自己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编写了陈必祥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论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他应东北师范大学朱绍禹教授之邀,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第一届语文教学法中青年教师研讨班学员讲授了“现代语文教育史”专题课。1991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的个人专著《现代语文教育史札记》(南京出版社)。1994年,他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专著《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开明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专著。1997年,他和李杏保合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问世,这是在研究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的一部极具权威性的重要著作。

顾先生对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学术含量极高。例如,关于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分期问题,有人认为,应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有人认为,应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顾先生则认为,应以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为发端。他认为,历史分期应该有历史内部矛盾的自身依据。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与教育史等,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然而,它们各有不同的领域、范畴与独具个性的发展逻辑,因而,它们的分期界限与阶段标志也理所当然地应有所不同。我国现代教育与古代教育的划时代标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下,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及教学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性质上由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变化。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为语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揭开了序幕。因此,1904年语文教育独立设科,应是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开端。[③]这一分析,显然是实事求是,合乎语文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再如,关于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顾先生从“文”和“言”的分合,“文”和“道”的分合,“文”和“知”的分合,“教”和“学”的分合,“教”和“研”的分合等几个方面做了精彩的勾勒。这种概括.使得仿佛错综复杂的现代语文教育,一下子变得脉络清晰,容易为人们所把握了。

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提到顾先生对现代语文教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是他在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我们知道,历史研究方面的一项极其重要而困难的工作,就是搜集和整理资料。而有关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的史料,由于20世纪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原因,包括前半期的战争频仍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前人基本上没有系统整理过。有些史料,已经尘封于历史的故纸堆中有半个多世纪了,现在来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谈何容易。而顾先生和他的合作者硬是在这种情况下,搜集整理,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先出版了《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1991)和《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2000)。总共160多万字,涉及的作者包括20世纪各个不同时期内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和学者250多人。对于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来说,这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可以这样说,顾黄初先生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最令人瞩目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对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他既是新时期研究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开山者,也是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绝对的权威。虽然顾先生曾经指出:“有人说我是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专家,不敢当,同时也不符合我的实际。原因是我研究历史才起步,并未自成一家;且我并非为研究‘史’而研究‘史’,我的目的是鉴古而铸今,推陈而出新,旨在为改革语文教育的现状服务。”[④]但我们还是认为,只要谈到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就不能不首先提到顾黄初先生,而要谈顾黄初先生对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贡献,也就不能不首先谈到他对现代语文教育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一点,早就得到了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界的普遍认可。

 

 

翻阅顾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目录,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我国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有两个重点时期:一个是开始于清末民初的“民国时期”,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这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既是对前一个时期研究的自然延伸,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顾先生对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他对新时期错综复杂的语文教育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例如,在《语文教学研究的多向探索》一文中,他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的若干探索进行总结,归纳出四类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这四类问题是:语文教学任务的多元结构及其核心;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化选择和合理列序;语文教学过程的本质及其有效性;语文教材体系的更新。然后,分别对人们在这四个方面的探索进行了系统梳理。这种梳理,不仅对人们了解新时期语文教改探索的主要内容有帮助,而且对了解探索的过程和走势也有一定的启迪。

其次,他对新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例如,在《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跋涉》一文中,顾先生将新时期的语文教改划分为“意识复苏期”、“多向探索期”和“理论反思期”三个阶段。他认为,从吕叔湘先生1978年3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到1980年前后,是“意识复苏期”。这一阶段的具体主张,主要是加强语文双基教学。此后,就进入了一个“多向探索期”。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是语文教学的科学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理论反思期”。这一总结和划分高屋建瓴,高度概括简明扼要;如果没有对新时期语文教育全局非常熟悉的了解和透彻的认识,是很难做到的。

再次,他对新时期语文教育中关乎全局的问题给予了及时的评论和指导。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人们在探讨语文教改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处理改革发展与继承传统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影响新时期语文教改的健康发展。所以,顾先生先后几次撰文,对改革和继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在《“出路”在于改革——致郑天任同志》一文中,他指出:“语文教学的‘出路’在于改革,在于立足崭新的现实,吸取当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批判继承我国语文教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民族化的道路。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十分复杂的工程,任何简单化的想法和做法,都将无补于事。”

最后,他还能够把研究历史与研究新时期的语文教改现状贯通起来,在更大的时间跨度内审视语文教育。例如,在《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一文中,他考察历史,分析现状,既总结了百年语文教育已经走过的里程,又归纳出百年来语文教育中一直存在,至今尚未解决的10种问题。这样的研究显然更需要对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

总之,顾黄初先生也是研究新时期语文教育的专家。他对新时期语文教育现状的透彻分析,完全符合语文教育的实际情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样是令人瞩目的。

 

 

如果说研究建国以前的语文教育是“鉴古”,研究新时期的语文教育是“察今”,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重点探讨一下顾黄初先生是如何在“鉴古”与“察今”的基础上,探寻语文教改之路的。

顾先生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探讨是多方面、全方位的,举凡课程改革、教材改革、教法改革等各个方面,他都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例如课程和教材的改革。这一直是顾先生十分重视的一个探索课题。他说:“教育宗旨要通过课程教材来体现,教育制度的特点又必须通过课程教材鲜明地反映出来。‘为什么教’的问题,首先必须在‘教什么’中得到落实。语文教育的革新,是以语文本身的革新为前提、为先导,同时以新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为核心、为灵魂,而这二者又以课程教材的革新为载体、为渠道。”[⑤]在课程改革方面,顾先生先后发表了《现实的困惑与历史的使命——语文课程改革的背景研究》、《语文课程改革的价值与趋势》、《关于语文学科课程改革的一些设想》等多篇重要论文。他在课程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语文课程的改革,第一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语文课程的多样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二要重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以此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第三要重视语文课程的时代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现代素质;第四要重视语文课程的实用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技能素质;第五要重视语文课程的灵活性,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在教材改革方面,早在8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试行分编本教材,在全国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教材的多样化。这些主张得到了采纳,并被后来的语文教改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在语文教材改革方面又陆续提出许多有益的主张。例如,他在《新编课本怎样才有竞争力》一文中指出,一套有价值的中学语文课本,应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有利于指导学生自学,二是有利于训练能力,三是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这些观点,对于新时期语文教材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再如教法的改革。这也是顾先生潜心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教法改革的文章占有相当比重。而在所有这些探讨中,关于改革课堂教学结构和作文训练的探讨,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关于课堂教学结构,顾先生专门研究了“五四”时期对程序教学的探索,研究了叶圣陶先生把阅读教学分为预习、报告与讨论、练习三个阶段和精读、略读两种课型的做法,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改革阅读教学过程方面的种种探索。所有这些研究和探讨,都能在系统介绍他人探索的基础上,融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给人以种种新的启发。关于作文训练,顾先生认为,一个人要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首先必须在认识和经验上有必要的、足够的准备。而过去的作文教学,在学生的认识和经验方面,着力很不够,只是抓了“起草”这一环,起草以前的构思谋篇,起草以后的修改润色,都没有让学生受到真正的训练。这只是“半截子训练”。他主张,应该注重作文的“全程训练”。“为了实行作文的全程训练,可以把严格意义上的作文课(区别于一般单项的写作练习课)分成三种课型,即:构思训练课,起草训练课和修改训练课。”这种独到的见解,对于改革作文教学自然是十分有益的。

另外,顾先生作为高等师范院校语文教材教法的专任教师,他还十分重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革新与建设,比如对学科体系的研究,对语文和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对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研究,对与语文教育有关的语言学、文体学的研究等等。这里点到为止,就不再详述了。总之,顾黄初先生也是新时期语文教育的革新者和建设者,在这方面他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综合起来看一下顾黄初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顾先生曾将他在语文教育研究方面有价值的观点概括为三点:⑴语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⑵语文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贴近生活”;⑶语文是一门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它应当走民族化和科学化相结合的道路。这三点,确实是顾黄初语文教育思想中至为重要的三点,对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关于民族化和科学化相结合的问题,改革之初,人们并不这么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强调的是序列化,科学化。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如果一味地强调科学化,难免要走进死胡同。另外,还有一些人只强调语文教育的民族传统,漠视语文教育科学化,把民族化和科学化对立起来。顾黄初先生在研究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时发现,叶老是既主张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又非常重视语文教育民族传统的。在此基础上,他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提出了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语文教改之路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拨正语文教改船头的重要作用。

关于语文教育要贴近生活,这本来不是一个新话题,从陶行知到叶圣陶,从一些语文教育理论家到部分著名的语文教师,他们都是这么主张的。但是,语文教育究竟如何贴近生活,前人的论述还不是很充分,今人的探索也显得不足。顾先生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十分透辟地论证了如何贴近生活的问题,为语文教学在贴近生活方面指出了具体的路径。这就是:⑴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规律来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⑵根据实际生活中运用语文工具的众多场合来开拓语文教学的空间领域;⑶根据现代生活的发展前景来规划语文教学的未来。

关于语文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这是顾先生在我国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在素质教育被提到教育改革的日程之后,语文教育就面临着如何进行素质教育,怎样认识语文教育在整个素质教育中的地位的问题。顾先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适时地提出这一观点,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语文教育之所以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奠基工程是因为:⑴语文教育为人们接受教育提供一种重要的工具和媒介;⑵语文教育为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人生提供一种色彩斑斓的空间;⑶语文教育为人们提高认识、丰富情感、激活思维提供一个有血有肉的凭借。

以上观点,都是在哲学层面上对语文教育的认识,标明的是语文教育的特点、地位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其对语文教育的指导作用,自然就要更大,更有力。


*武玉鹏,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语文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曹洪顺,烟台师范学院心理教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邮编:264025

 

[①]顾黄初:《语文教育论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②]顾黄初:《关于语文教育研究》,《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③]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

 

[④] 顾黄初:《关于语文教育研究》,《扬州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⑤] 顾黄初、顾振彪:《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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