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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师 亦 友 难 忘 怀
2014-07-02 10:14:51 来源: 作者: 【 】 浏览:668

亦 师 亦 友 难 忘 怀*

——沉痛哀悼顾黄初 先生

鲁东大学 曹洪顺

 

3月9日上午8点,著名语文教育家顾黄初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使我长时间地沉浸在悲痛之中,甚至于希望自己是在梦中,不敢承认这个事实;27年来与先生交往的大事小事,点点滴滴,一齐涌上心头,一时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在悼念先生逝世的这些日子里,我找出了很多有关的资料、照片,慢慢地想起了与先生在一起时的一些细节……

我与先生相识于1982年在四川乐山召开的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年会上。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我们两人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年年都能见面,书信来往也比较多,相知渐深。

其间,先生曾经两度到过烟台:一次是1983年8月6—18日,当时,第二次全国语文教学法讲习班正在这里举行,参加学习的学员近400人;他是这个讲习班聘请的由16人组成的讲师团成员之一,我则是这次会务工作的负责人,所以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研究工作。再一次是1994年7月下旬,他应邀去大连讲学,特意与夫人周梅珍老师一起,提前几天出发,从烟台路过,在我这里逗留了2天多(7月17日下午16:30到,19日晚上19:00登上烟台至大连的轮船),我们在一起谈得很高兴,玩得很愉快。我还特意请出我们学校(当时称作烟台师范学院)的领导王荣纲院长,与他见了面。

而我,在这期间则四次去扬州,都是参加先生主持的学术活动。其中,单是2002年就去过2次。为了写作此文,我从微机中找到了2002年10月15日给顾先生的一封信的底稿,发现其内容能说明很多问题,兹全文抄录如下——

 

顾老师大鉴:

首先,我和武玉鹏同志向您和周老师热烈祝贺“顾黄初先生从教50周年暨顾黄初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向您和周老师为开好这个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和武玉鹏参加这次盛会,收获多多,也感慨多多。武玉鹏一再和我说“不虚此行”;他为第一次能见到您和周老师而感到荣幸,情绪一直非常兴奋。我则除了参加会议思想上受到教育之外,还拿到了您为我即将出版的文集而写的序言。它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确实能为我的这本小书增光添彩。在此,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扬州,我没有来得及认真读您的序言。一回家,我就将全文输入微机,深深地体会到了您奖掖后学的拳拳之心。现寄上打印稿一份,请留底。需要说明的是我改动了三处(我用红线做了标记):一是“全书共分三‘篇’”改成了“全书的主体有三‘篇’”(因为还有一个“综合篇”);二是“评文,是他从90年代初开始涉足的一个新领域”改成了“评文,也是他从80年代就……”(因为80年代我就发表了好几篇书评了);三是“对这部新著的不足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我改成了“在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上,还对这部新著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其实,还有可以改动的地方,就不用改了。例如,我和您初识于1982年的乐山,再识于1983年的烟台,相知于1986年的长春……

在我们两人的“关系史”上,2002年也许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5月份我去扬州主持了您的2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2)此前已经寄去了武玉鹏和我一起写的研究您的语文教育思想的论文,希望能在扬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第3期上就真的发表了;(3)我要求您为我的文集写序言,您答应了,10月份就写好了;(4)您送给了我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我于7月份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书评,到9月份就在《语文学习》第9期上发表了3000多字;(5)10月份,我出席了您的从教50周年暨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满载而归。

如果不出意外,我的文集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就可以出版[①]。

再一次谢谢您和周老师,敬祝二位健康长寿!

 

在这封信里的“相知于1986年的长春”一句,需要简单地加以说明:1986年上半年,我有幸参加了原国家教委委托东北师大主办、由朱绍禹先生主持的语文教学法研讨班,顾先生主讲的是“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专题。现在想起来,不单是他的教学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在同一年夏天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举行的黄山会议上,我报名参加了以顾先生为组长的“历史研究组”。从此,便经常与他联系,向他请教有关语文教育史的一些问题,借阅他保存的一些资料,与他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到2002年,我与他的这种关系,达到了高峰。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一个细节:2002年5月27日上午8:30,我主持了顾先生的两位研究生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由于大家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所以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最后一项程序,是我这个答辩委员会主席作总结发言。不料,当我谈到顾先生20年来对我的提携、帮助和培养时,竟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以至于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全场人员也都为之动容……当着那么多答辩委员会成员和研究生的面,我出了这样一个“洋相”,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同时也给这次答辩会凭空增添了一点庄严的气氛。这一点,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现在,令我感到遗憾和难过的是,那年10月与顾先生的一别,竟成永别!我们再也没有见面……不过,我与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下面,是我去年1月25日给他的拜年信的底稿——

 

顾老师大鉴:

您和周老师都好吗?我在这里给您二位拜个早年了,祝你们健康长寿,万福吉祥!

前几天浏览新到的《中学语文教学》,看到了顾老您的大作[②],深受启发,也感到非常高兴,证明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仍然思维敏捷,文思泉涌,真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和先生比起来,我还不老,但却已经懒得动笔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的生活条件太优越了,所以就“修正主义”了。我最近又换了个新房子,230平方米,上下两层还带着一个车库和一间“地下室”(实际上是三层),挺舒服的。欢迎顾、周两位老师找个机会,来“寒舍”看看。

我这几年虽然没有做什么,但也没有闲着,只是有时候不务正业罢了。说一点不务正业也不是,我还在协助武玉鹏带研究生呢。我们每年招收2名学生(多了招不起来),已经招了6届12名学生了。我每年给他们开2、3门课。此外,我还担任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委员。前不久教育部对我们学校进行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把我们一个个都差一点累趴下了。同时,我还受聘给学校编着年鉴,一年出一本。

年年紧张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我就是这样。

最后,祝二位老人家

精神愉快,笑口常开!

 

春节以后不久,我就得到了顾先生因病住院并且去了上海信息。为了让他能安心静养,我只与周老师通了两次电话。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的病情。11月,武玉鹏同志带着我们的两名研究生去浙江金华参加学术会议,准备特意在上海下车,我请他也代表我去医院看望一下顾老师,结果没有联系上。今年春节期间,武玉鹏同志又去上海,代表我去给顾老师拜了年,并表达了我因为腿疾而不能前去看望他的焦急心情。他委托武玉鹏同志带话给我:告诉曹洪顺,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同时说明,春节后,他还要去医院做手术。过了几天,我就从王松泉同志那里知道了顾先生住院手术的情况。不料,3月9日上午,松泉就告诉了我先生驾鹤西去的不幸消息。我无法前去给顾先生送行,作最后的告别,就委托松泉代表我去办理他的一切后事,并向周梅珍老师表示慰问。

顾先生之于我,亦师亦友。他长我7岁,所以我一直以兄长视之。我从他那里所得到的,总是很多很多。先生温文儒雅的形象,忠厚长者的风度,慢条斯理的话语,风趣幽默的风格,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渊博的学识,宽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先生和蔼可亲的声音笑貌,就像雕塑一样,一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顾先生著述等身。他每有新作问世,都是第一时间就送给我。我先后为他的四部论著发表过书评[③];他和李杏保先生共同编的两大部二十世纪前期和后期的《中国语文教育论集》[④]以及他们二人合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⑤],现在正作为我给我们的研究生开的“中国语文教育史”课的主要参考书。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全面而系统,博大而精深;他的治学态度,勤奋而刻苦,扎实而严谨。这都是我国语文教育界十分宝贵的财富。他的辞世,在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中所造成的空白,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填补起来;特别是他在中国语文教育史领域里的研究成果,现在还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最高峰的位置。所以,他的逝世,对于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的确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安息吧,我最敬爱的顾黄初先生!

 


* 本文略作修改后发表在《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5期。

 

 


[①] 《语文教育漫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②] 《人生的感悟》,《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1期。

 

[③] (1)评《语文教学论》(他是主编之一)文《建构语文教学论的新体系》,发表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2)评《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文《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的起点》,发表于《语文教学通讯》1995年第8期;(3)评《语文教育论稿》文《以历史为依托审视语文教育》,发表于《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4)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文《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奠基》,发表于《语文学习》2002年第9期。

 

[④] 四川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0年11月和2000年9月出版。

 

[⑤]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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